第二节晁错“削藩策”和晁错之死晁错（？—前54），西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一带）人。早年跟轵县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因通晓文献典故，走上了仕途，当了太常掌故。一生中著作二十篇。
汉初，对文化学术事业较为重视。文帝时，朝廷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专家，只听说济南人伏胜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书》，已经九十多岁，因年老不能征召，文帝就诏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学习。晁错被派去学习，回朝后，上书报告向伏胜学习《尚书》的情况。从此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又提升为博士。他呈上《言太子知术数疏》，很受文帝的称赞，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因他善辩，得到太子刘启的宠爱，在太子家里号称“智囊”。这时匈奴势力强盛，往往前来扰乱，汉朝实行防御政策。晁错呈上了《言兵事疏》。文帝予以赞许，并以尊崇对方的言语给予答诏。晁错又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这两件事，作为当世之急务，向皇帝呈上《守边劝农疏》。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地区。晁错又呈上《募民实塞疏》。
文帝诏令朝廷大臣推举贤良文学士，晁错是被推举者之一。文帝亲自以诏书策问，晁错呈上《举贤良对策》，对时政大发议论。这时贾谊已死，对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错名次最高，于是提升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顾问。晁错面对当时诸侯与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势，提出“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书达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然奇其材”，当时，太子刘启赞许晁错的计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刘启）即位，很想有所作为，马上提拔晁错为内史，让他掌治京师。晁错多次请求与景帝个别谈话，所议都被听取，受宠超过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满。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时大臣”，因“自绌所言不用，疾错”。他觉得晁错所为不对，但又无法阻止。内史府座落在太上庙的墙外，大门朝东，因外有庙墙挡着，出入不方便，晁错就命令开了一个南门以便出入，因此凿开了堧垣（庙外的围墙）。申屠嘉得知大怒，打算把此事奏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锗听到消息，当晚请求皇帝个别接见，说明情况。申屠嘉上朝报告，说晁错擅自拆庙墙为门，请求交给廷尉处死。景帝心里已经明白，说“此非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申屠嘉无可奈何，退朝后愤怒地对其部下长史说“吾当先斩以闻（即先斩后奏），乃先请，为儿（指晁错）所卖，固误。”回到家里，因气愤“欧血而死”2。从此晁错更为显贵。
晁错升任为御史大夫，掌管全国纠察、弹劾等事，地位仅次于丞相。他向景帝报告诸侯王势力膨胀的事实，请求削去他们的“支郡”。景帝将晁错的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和宗室讨论。谁也不敢反对，独有外戚窦婴持不同意见，由此与晁错产生矛盾。对于晁错所更定的三十章法令，诸侯“喧哗”。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急忙从颍川老家赶来长安，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2本节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晁错列传》和《汉书·晁错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史记·申屠嘉列传》。
2《史记·申屠嘉列传》。
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于是这位胆小怕事的老人喝了毒药而死，临终时说“吾不忍见祸逮身。”
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起兵反叛朝廷，声称诛伐晁错。景帝与晁错商议出兵征伐，晁错打算让景帝亲自带兵出征，自己在京城留守。这时窦婴所推荐的袁盎正应诏来到。景帝向袁盎问对付吴楚叛乱的策略和具体办法。袁盎原与晁错有矛盾，又因受吴王刘濞贿赂被晁错惩治过，怀恨在心，现在景帝发问，见报复的时机已到，就要求个别谈话。景帝命众臣退下，独有晁错还在。袁盎对景帝说“臣所言，人臣不能得知。”于是景帝让晁错出去。晁错退避到东厢房，心知袁盎在捣鬼，十分恼恨。这时袁盎对景帝说“吴楚相遗书，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景帝面临着重要的决策，是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让步呢？还是坚持重用晁错而坚决征伐吴楚呢？他一时默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表示，要看真实情况如何，并说“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意思是，如果情况真象袁盎所说，那就可以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认错。袁盎还要求景帝仔细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地出使吴国。
又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向景帝劾奏晁错。他们认为，吴王反叛朝廷，应当诛伐，现在御史大夫晁错提出讨伐军不可交给群臣，而要陛下亲自带领，让晁错居守京师，又主张把尚未沦陷的徐、僮等县送给吴国。这说明晁错不能宣扬陛下德信，打算疏远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又打算以城邑送给吴国，实无臣子之礼。他们建议“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景帝下令说错还不知道。于是派遣中尉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行市中。晁错穿着朝服被斩于东市。
晁错死后，在讨伐军中当校尉的邓公，回朝来报告军事，面见皇帝。景帝问他你从部队中来，知道晁错处死，吴楚罢兵否？邓公回答吴王蓄意谋反已几十年了，是因削减他们的封地而恼怒，以诛晁错为名，其本意并不在晁错。现在杀了晁错，我担心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再讲这件事了。景帝惊问“何哉？”邓公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景帝后悔莫及。
晁错政论的进步性晁错生活的西汉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和封建的重要时期。他的政治言论和活动，对当时的国家统一和封建，对所谓“文景之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晁错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君主集权、任人唯贤。晁错在《举贤良对策》和《言太子知术数疏》两篇政论文中，根据历史经验和朝廷面临的形势，论述了发挥朝廷的威力，打击分权和分裂势力的问题，为加强封建提供了思想武器。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提出了加强国家政权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君主要“躬亲”政事，通过君主亲自执政，以加强封建主义的集权。文帝对他的对策很欣赏，擢为“高第”，说明君臣俩是灵犀相通的。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选拔人才的意义和标准。
他指出，古代贤明的君主之所以贤明，就在于他们善于选择贤臣以辅助自己。他详细地论述了选拔贤臣的标准和条件制定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是“苦民劳众”；对害国伤民的法令与行为，要敢于“直言极谏”，“请而更之”，而不是听之任之；按功罪定赏罚，不徇私情；品行端正，“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这是强调“任人唯贤”，而否定“任人唯亲”。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还阐述了自己对制令行政要“本于人情”的政治见解。他说，三王时代君臣合谋相辅，计安天下，使得“百姓和亲，国家安宁”，是“明于人情”的功效。还说，人情都是“欲寿”、“欲富”、”欲安”、“欲逸”，就是想要活得长一点，家庭富一点，生活安一点，还要舒服一点；三王对待的办法，则是“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节其力而尽”，就是顺乎人情的做法，而不是违背民情。晁错说三王如何如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借助于传说以表自己的政见。他要明乎人情的，是要汉朝统治者明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势，接受秦朝末年“赋敛不节”、“宫室过度”、“民力疲尽”，以至“内外咸怨”、“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的历史教训，不致于有覆舟之灾。晁错强调本于人情，是为了“名位不失”，使“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也就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这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也还是有利的。
在《言太子知术数疏》中，晁错强调君主要知“术数”，就是要讲究任用官吏、驾驭政权、控制国家的方法和手段。他指出，皇太子虽然读书很多，而未深知术数，是无用的，所以提出用“术数”教育太子的建议。文帝对此颇为称许，所以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辅导太子刘启学习。后来刘启为帝颇有权术，与晁错的辅导自然有一定关系。
晁错在经济思想方面，是主张重农贵粟，防荒备战。经秦楚之际大战乱，到了汉初，“民失作业”，土地荒芜，粮食缺乏，人民困苦，以至“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地步。同时，有些诸侯王与地主富商私营冶铁、煮盐、铸钱等手工业和商业，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朝廷收入。西汉朝廷早就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虽有一定的功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晁错在《论贵粟疏》和《勿收农民租》两篇政治经济论文中，针对当时政治经济情况，发挥了先秦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重农、贵粟、抑商、防备边患和防水旱灾害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主张，对于发展当时的经济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开头就提出了发展农业、搞好粮食生产的“开其资财之道”问题。他认为，民众如果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即使慈母也难保全其子，君主也难保全其民，所以英明之主应当“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重农贵粟实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他向文帝建议，为了长有其民，就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广积粮食，充实仓库，以供应边防之需，防备水旱之灾。他还针对当时“地有遗利，民有《汉书·食货志》。
余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农贵粟的具体措施，如劝农力本，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以保证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劳动力；“薄赋敛”，甚至“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使农民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有能力供给战争物资和应付水旱之灾；“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纳粟于国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从富人那里取得粮食，就可少收农民的赋税，这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需要发展农业生产以防荒备边的西汉社会，是适时的可贵的经济思想与主张。
同时，晁错对于当时的“弛禁”政策，对于私人冶铁、煮盐、铸钱不加限制，以至富商与诸侯王富侈，农民贫困，出现了农民“弃本逐末”，大片农田荒芜，“耕者不能过半”状况，极为不满。他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抑商而重农，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
文景之时是贯彻重农政策的。文帝曾规定入粟拜爵的标准与办法，下诏减收一半租税，还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税。景帝屡次命令“有司以农为务”，“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2。所以当时农业有所发展，“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3，米价降低，由汉初每石五千钱降至每石数十钱4。到武帝时，竟有“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盛况。这说明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符合于当时的历史要求。
晁错在军事思想方面，主要是守边备塞，抵御侵扰。他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三篇军事论文中，根据当时汉匈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守边备塞的方针政策以及抵御匈奴的战略战术。
在《言兵事疏》等文中，晁错总结了近世汉匈关系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双方的特点和长短，提出了对待匈奴的战略战术。以从事农业的汉民众对待前来侵扰的游牧族，晁错以为汉初那种敌来则消极抵抗，敌去则缺乏边防的被动挨打状况，必须解决。他主张招募内地之民移屯于边塞，适当安排，使他们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亦农亦兵，“卒伍成于内”，“军正定于外”，做好守边备战工作。
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晁错强调募民徙边，一定要“本于人情”，使他们“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这就要求官府为他们安排好生活与生产，不仅要管衣食住行，还要注意“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这样才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贫民相募而劝往”。同时，要把徙边之民组织起来，“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邑”。按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再加之有一套赏罚奖励的办法，就可起到守卫边塞和维护农业生产的作用。在《言兵事疏》中，晁错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战略战术，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把“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详尽地论述了武器、地形与士兵三者间的关系。他认为，武器要完备精良，要选择和创造有利的地理条件，还要严格训练士兵，使他们行动敏捷，严守纪律，《史记·货殖列传》。
2《汉书·食货志》。
3《风俗通义》。
4《汉书·食货志》。
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兵器要利，士兵可用，将要知兵，君要择将等军事要素。晁错还提出联合受匈奴政权压迫的少数民族，供应其作战物资，发挥其“长技”，使其与汉军“相为表里”，共同抗击匈奴侵扰的策略思想。
第三节刘安“谋反”案件刘安（前79—前22），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文帝八年（公元前72年），封为阜陵侯。文帝十六年（公元前4年），封为淮南王。在西汉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刘安好读书鼓琴，辩博善为文辞，不喜欢嬉游打猎，很注意抚慰百姓，“流誉天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中有苏非、李尚、左吴、陈由、雷被、毛周、伍被、晋昌及大山、小山等等，在其主持下编写《鸿烈》（后来称《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当时武帝“方好文艺”，对父辈刘安（叔侄关系）较为尊重。每次给予书信，常召司马相如等文士看过草稿才发出。刘安入朝献上新作，往往为武帝喜爱而秘藏。曾受命写《离骚传》，早上受诏，日食时就献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次宴见，谈说政治及方技赋颂，直到黄昏才罢休。
建元二年（公元前39年），刘安入朝。当时身任太尉的田蚡，因与刘安原有交情，亲自到霸上迎接。还对刘安说“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宴驾，非大王当谁立者！”刘安因父刘长被文帝处治而自杀，内心怨恨。现在听田蚡此说，暗中高兴，于是，一方面拉拢田蚡，赠与厚礼；一方面广结宾客，等待时机。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武帝发兵讨伐闽越，刘安上书劝谏，说用兵有害无益，得到武帝的称赞。可是，他自己却在谋兵。这年，“彗星见”，有人对刘安说“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丈，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刘安心想武帝没有太子，万一天下有变，诸侯并争，不可不早作准备，便筹办武器，收买人心。有些游士“妄作妖言”，阿谀蛊惑刘安，使得刘安更是暗喜，而积极预谋。
刘安对聪慧、能辩的女儿刘陵非常喜爱，常给予很多金钱，让她在长安做侦探工作，勾结武帝的近臣。刘安与王后荼所生一子名刘迁，娶了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为妃。刘安担心修成君泄露秘密，与太子商量之后，让他假装不爱妃，三个月不同席；又假装对太子发怒，把太子与妃关在一起三个月，太子还是不亲近妃。修成君要求归去，刘安暗自高兴，就让她还了家。因此，王后荼、女儿刘陵、太子刘迁都得到刘安爱幸，“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胡作非为。
太子刘迁学用剑，自以为本领超群，听说郎中雷被善于用剑，召之比试。雷被一让再让，后来剑误中太子。太子发怒，从此在刘安面前说雷被的坏话，雷被害怕，表示愿意去奋击匈奴，实际上是想借此离开淮南王国而到长安去。刘安听信儿子之言，罢了雷被的官。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雷被私自跑到长安，向皇帝上书表白。武帝将他的告章交给廷尉和河南郡查究。河南郡要逮捕淮南王太子，刘安与王后荼想不让太子去受审，打算发兵对抗，犹豫未决，十多天没有定下来。适值皇帝有诏就淮南审讯太子，不必逮往河南郡了。这时，淮南相对寿春县丞顺从刘安之意而不及时逮送淮南王太子非常生气，劾他犯了“不敬”之罪。刘安向淮南相说情，淮南相不听。淮南王派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及《汉书·淮南王安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参考《汉书·严助传》上。
人上书告淮南相，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查究。追查到刘安，刘安派人到朝廷侦探，公卿要求将刘安逮捕查办。刘安担心事情暴露，打算发兵对抗。太子刘迁建议不要操之过急，伺机谋刺举兵。这时武帝并没有批准公卿的要求，而是派遣汉中尉殷宏去审查刘安。汉中尉到了淮南，态度平和，向刘安审问对待雷被之事。刘安估计自己在此事上无多大罪过，未曾动手。汉中尉回朝报告情况。处治此案的公卿说“淮南王安雍（壅）阏求奋击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诏，当弃市。”就是说刘安压制雷被不让去奋击匈奴，不遵诏令，应处以弃市之罪。武帝诏令不许可。公卿要求废除淮南王，武帝又不许可。公卿要求削去淮南王国五个县，诏削去两个县，使中尉殷宏赦淮南王刘安之罪。刘安起初听到公卿要求诛之，不知定了削地之罚，闻汉使来，害怕被捕，便与太子准备照原定谋刺的计谋行事。等到汉中尉来到，向他致贺，刘安因此就未动手。但刘安被削地之后，反悔说“吾行仁义见削地，甚耻之。”故加紧谋反。有些使者从长安来，胡说些武帝没有男儿等事，刘安便高兴；如果说朝廷治得好，武帝有男孩，刘安以为是妄言，加以否认。
刘安有个庶子刘不害，年龄最大，因不受刘安喜欢，故王后荼不以其为子，太子不以其为兄。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轻视其父，又因其父不得封侯而心怀不满，阴结交外人，打算搞垮太子刘迁，以其父代之。刘迁得知，将刘建逮捕拷打。刘建心里越加怨恨。他了解到太子曾想谋杀汉中尉的情况之后，于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派其友人严正向皇帝上书，说才能出众的刘建知道淮南王太子阴谋之事。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河南郡处治。这时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插了一手。审卿怨恨淮南厉王刘长杀了其祖父审食其，便向其友好丞相公孙弘添油加醋地告发淮南之事。公孙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探其狱”。河南郡治刘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
起初，刘安召伍被商议军事行动。伍被在刘安宾客中位于“冠首”。他认为刘安考虑不周，不可妄动。刘安发怒，将伍被的父母抓起来，囚禁了三个月，逼迫伍被随从。伍被认为淮南不足以对抗朝廷。刘安说“苟如公言，不可以侥幸邪？”伍被说依我之见，伪造一些朝廷、郡县及诸侯的印章、衣冠，假传朝廷之令，迁徙各地豪杰及其家属到朔方郡，逮捕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再派辩士到各地游说，这样也许可以侥幸取胜。于是，刘安立即行动，“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又使人伪装畏死潜逃去投靠大将军卫青、丞相公孙弘；一旦发兵，就刺杀卫青，而将公孙弘劝诱过来。
刘安打算调发其国中兵，担心相与二千石不同意。他就与伍被预谋，打算假传王宫中失火，如果相与二千石来救，就可乘机杀之。又打算命人穿上捕盗者之衣，持羽檄从南方来，呼喊“南越兵入界”，因此就可发兵。但尚未派出人去。刘安又与伍被商议联合诸侯及进退之计。伍被建议南收衡山，以击庐江，占据险要，“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刘安同意，并说“急则走越耳”。
廷尉因此案牵涉很大而上报皇帝。武帝任命廷尉监为淮南中尉，前去逮捕太子刘迁。刘安得知廷尉监前来，与太子阴谋召相与二千石，打算杀了他《汉书·伍被传》。
们而发兵。使人召之，相来了，内史不应召而解说已经外出，中尉说有诏命在身而不能见王。在这种情况下，刘安心想只杀了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没有什么用，就让相退去。这时刘安仍然犹豫未决。太子以为，虽然牵连谋刺汉中尉事，但同谋者已死，口绝，就对刘安说发兵已错过时机，恐怕不行了，并表示愿意去受审判。刘安一筹莫展，已无可奈何了。这时看风使舵的伍被自动坦白，详细地交待了与淮南王刘安谋反的情况。法吏因此逮捕了太子、王后，包围了王宫，尽捕了在其国境内的淮南王宾客，索得“反具”向皇帝报告。
武帝命诸侯与大臣议如何处治淮南王刘安。诸侯和大臣都说应当严惩之。武帝使宗正以符节治淮南王刘安。刘安闻知，自杀。王后荼、太子刘迁及所有参与阴谋者都族诛。武帝以为伍被曾说过汉朝好话，打算勿诛。廷尉张汤说“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于是诛了伍被。废除淮南王国而为九江郡。不久，衡山王案件发生，刘安之弟刘赐自杀，受牵连者也都被诛除。汉朝治淮南、衡山等案件“皆穷根本”，株连而死者数万人。时为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十一月。
刘安事件，在当时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是朝廷与诸侯矛盾斗争的一次大爆发，以朝廷加强了统一集权、诸侯受到削弱而告终，有才能和思想的刘安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了解这个事件，有利于认识当时汉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和残忍性。
《淮南鸿烈》的编撰刘安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头面人物，而且还是当时学术界一个著名学者。他原有集，已佚。他所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据《汉书·艺文志》分为“内”、“外”，据《汉书》本传还有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而现存只是内篇部分。此书反映出他主要的学术成就和思想。
《淮南鸿烈》在形式上类似《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基本是道家，并有阴阳家、神仙家，以至“出入儒、墨、名、法”。作者好言“道”，认为宇宙万物都由“道”所派生，而“道”是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东西。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者不形者乎？”2就是说，“道”不可能耳闻、目见和言传，谁也不知是形还是无形。照此说来，“道”是不可知的神秘的东西。这说明其自然观是唯心主义的。又说“达于道者，反于清净，容于物者，终于无为。”3就是说，达于“道”，只有清静无为。这就与政治思想挂上了钩。
此书对儒法多有讥刺，实际上是刺汉武帝内法外儒。作者说“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慲觟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汉书·张汤传》。
2《淮南子·道应训》。
3《淮南子·原道训》。
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所提“儒墨”，显然只是指“缘饰《诗》、《书》”的儒。讥刺儒者是哗众取宠，趋炎附势之徒，造成不良影响，以致世风日下。所指是汉儒代表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之所为。作者又说“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性，内愁五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毫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始也。”2这就不是讥刺儒者，而是抨击以仁义礼乐招摇过市的“俗世之学”，以及提倡此学“暴行越智于天下”的“有天下”者。这是对汉武帝的明讽暗刺。
不仅抨击俗世之学，而且还揭露那个“俗世”，把俗学低劣与俗世衰乱联系起来，加以诅咒。作者说“乱世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又说“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就是说，俗学无益于治，却贻患无穷，那套知巧诈伪与繁文缛礼，导致追求享乐与争相奢侈。因此，俗世是富者富有而侈靡，贫者贫困而饥寒。作者说“富人则车舆衣纂（绘）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2论者以为这种贫富悬殊以及主奴区分的衰世之俗，与“俗世之学”大有关系，故其申明“羞而不为”。作者所为的，是要将道家摆在百家的主导地位，将黄老之术作为君临天下之道。他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3很显然，作者是要抬高黄老之道，以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对抗。即坚持汉初的儒道之争。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所谓“与民休息”政策，曹参、陈平等大臣“治黄老之术”。当初势力较大的功臣、外戚、诸侯王大多崇道黜儒，要求皇帝垂拱无为，不干预藩国的事务。所以当时诸子百家并存，道家居于优势，儒术尚未独尊。到了武帝之世，为了制驭大臣、削弱藩国，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司马迁说“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淮南子·俶真训》。
2《淮南子·俶真训》。
《淮南子·齐俗训》。
2《淮南子·齐俗训》。
3《淮南子·主术训》。
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在汉初数十年间，始终存在儒道斗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2。这种斗争，一直继续到武帝之时。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儒学，就是这场斗争之最后代表。而这场所谓儒道斗争，归根到底，乃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武帝独尊儒术，正是代表藩国而与朝廷对抗和斗争的。
可悲的是，刘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是失败的。当时，削弱藩国与独尊儒术可谓大势所趋；刘安逆流而动，实难得逞。
第十二章周勃周亚夫第一节周勃随从刘邦打天下周勃（？—前9），沛县（今属江苏）人。他的祖先原是卷城（在今河南省原阳）人，是迁徙来沛县的。他以织苇席为生，又常常当吹鼓手给人家办丧事，还在材官手下当过强弩手。
刘邦起义时，周勃投身义军，起初当个中涓，是刘邦的侍卫官。在反秦斗争中，大多随从刘邦东征西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立了不少战功，但没有独当一面指挥过大战。
起义军灭掉秦朝后，刘邦做了汉王，周勃受赏爵为威武侯。他跟从刘邦到了汉中，被任命为将军。自刘邦揭开反楚的战幕后，他在汉军中积极作战，在还定三秦的各次战役中战功卓著。汉军冲出函谷关，在中原与楚军大战时，他一度守卫峣关，以保卫汉军后方的安全，又一度守卫敖仓，以保证汉军粮饷的储备与供应，最后参与追击项羽。在击垮项羽之后，他带一支汉军向东平定楚地泗水、东海等郡，取得二十二个县。可见周勃在楚汉战争中立了不少功劳，为灭楚兴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新建的汉皇朝在军事上主要是镇压异姓诸侯王以巩固政权。这时周勃带军驻守洛阳（在今洛阳市东北）、栎阳（在今陕西渭南与富平之间）。当时异姓诸侯王都在函谷关以东，如楚王韩信都于下邳，梁王彭越都于定陶，淮南王黥布都于六，韩王韩信都于晋阳，燕王卢绾都于蓟。洛阳是关东的重镇，驻守此城具有维护关东安全的意义。栎阳在京师（长安）之东，处于由关东入关至长安的路线上，驻守此地有卫护京师的意义。
就在楚汉战争结束这年（公元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反，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征伐。周勃作为将军随从前往，九月活捉了臧荼。他带领的士兵在驰道上阻击叛军，功劳最多。因功赐爵列侯，食绛县八千多户，故称绛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年）九月，韩王信被前来侵扰的匈奴围困于马邑，被迫投降，双方勾结，气焰嚣张，北方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出击。周勃随从出兵，先是击韩王信于代，打下了霍人（县名）。《史记·儒林列传》。
2《史记·老子列传》。
本节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和《汉书·周勃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继续挺进，在武泉北面击败匈奴骑兵。转战到铜鞮，击破韩王信军。转回，打下太原郡的六座城。在晋阳城下又击败韩王信和匈奴骑兵，取得晋阳。又击韩王信军于硰石，破之，追击八十里。还攻楼烦县的三座城。适值大寒，汉兵受冻堕指者十分之二三。这时刘邦被匈奴大军围于平城。周勃在平城下打击匈奴骑兵，所带领的士兵多在驰道上阻击敌军，功劳最多。周勃因功提升为太尉，掌管汉朝军事。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97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刘邦亲自带兵出征。周勃也发兵前去，攻下马邑，进行大屠杀。转击韩王信、陈豨等军于楼烦，破之。平定雁门郡十七个县，云中郡十二个县。又击陈豨于灵丘，破之，斩了陈豨，平定代郡九个县。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95年），燕王卢绾反。周勃与灌婴奉命带兵讨伐卢绾，攻下蓟城。继又击败卢绾军于上兰、沮阳等地，追击至长城。平定上谷郡十二个县，右北平郡十六个县，辽西、辽东两郡二十九个县，渔阳郡二十二个县。据当时军方统计，周勃这次出征，攻战克获甚为可观，共俘虏了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级官员各三人；另外，打垮两支敌军，攻下三座城邑，平定了五个郡，七十九个县，获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安刘者，勃”
周勃平定燕地后还朝，刘邦已经去世，就以列侯辅佐惠帝。惠帝六年（公元前89年），朝廷又置太尉官，任命周勃为太尉。
过了九年，时为吕后八年（公元前80年），吕后于七月去世，吕禄以赵王身份为汉朝的上将军，吕产以梁王的身份为相，两人窃据军政大权，居在长安，打算危害刘氏。在长安宿卫的朱虚侯刘章是刘氏宗室，因其妇为吕禄女，得知吕氏之谋，就派人东去告知其兄齐王刘襄，要他发兵来京，自己在长安为内应，共诛诸吕。刘襄当即举兵，并向诸侯王发书，揭露吕氏的罪恶阴谋，号召刘姓诸侯王共诛不当为王的吕氏。吕产闻知此事，乃派大将军灌婴带兵东去阻击。灌婴到了荥阳，按兵不动，派遣使者同齐王刘襄等联合，等待事变的发展。
这时，周勃身为太尉，不得进入军营的大门，一点军权也没有；陈平身为丞相，不得处理政事，只有空头衔。两人在陆贾的劝说下，加强友好关系，与刘章等人合谋，因曲周侯郦商之子郦寄与吕禄友好，就迫使郦商命令郦寄去欺骗吕禄说吕氏封王是众臣所知而认可的，不会发生麻烦，现在的问题是，你不应该带兵留在长安，使人怀疑。为什么不赶快交出将军印，把军权交给太尉，让梁王也交出相国印，与大臣结盟而回到封国去？那样，齐王之兵必罢，大臣得安，你也安居王位，这是万世之利。吕禄觉得郦寄说得对，派人告知吕产及诸吕老人。有人以为不便，犹豫未决。吕禄仍然相信郦寄之言。八月，有人向吕产报告了灌婴与齐王通气的消息，这事又被曹窋获知。曹窋是曹参之子，其父曹参与周勃、陈平等是老战友、老同事，可说是通家之好，现在知道这个重要消息，立即驰告周勃和陈平。周勃打算先控制北军，但未得入。掌管符节的纪通在这关键时节倾向于周勃，令持节诈称天子之命让周勃进入北军。郦寄等人又遵照周勃的吩咐去劝说吕禄“帝使太尉守北军，欲令足下之国，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随即交出了印信，把兵权给了太尉周勃。
周勃进入军门，马上向北军宣布命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
全军都是左袒，周勃随即掌管北军，但还未控制南军。周勃命令刘章监守军门，命令曹窋告诉卫尉不要让吕产进入宫殿门。这时吕产还不知周勃已掌管北军，打算进入未央宫发动叛乱，到了殿门不得进入，来去徘徊。周勃知道这个情况后，还怕没有胜利的把握，不敢公开宣布诛除诸吕，只是对刘章说“急入宫卫帝。”刘章带领周勃调给的一千士兵，冲入未央宫的掖门，发现吕产正在廷中，便发动攻击。吕产逃走。时已傍晚，天刮大风，随从吕产的官员大乱，没有一个敢于战斗。刘章追击吕产，杀之于郎中令官衙的厕所中。接着，刘章又杀了长乐卫尉吕更始。然后回到北军，向周勃报告。周勃非常高兴，说“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又随即捕杀了吕禄及诸吕氏。同时，周勃与大臣们合谋，废除了由吕后安排而非惠帝所生的少帝，拥立代王刘恒为帝（文帝），齐王罢兵而去。
“谋反”冤案文帝即位，任命周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十斤，食邑一万户。过了十多个月，有人对周勃说“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厌之，则祸及身矣。”意思是人臣功高震主，势必危险。周勃听了害怕起来，感到不妙，于是主动要求交回相印，得到文帝的允准。据传有一次，文帝在朝廷上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说“不知。”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周勃又答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答对。文帝问左丞相陈平，陈平都能应付。周勃大为惭愧，出朝时批评陈平说“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着答道“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周勃知道自己远不如陈平2。这也是他申请免相的一个原因。
过了一年多，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前来绛县巡视，周勃就有恐惧心理，常穿着铠甲，命令家人拿着兵器，才接见来者。因此有人上告周勃谋反，交由廷尉查办。周勃被捕受审，心中恐惧，不知如何措置对狱之辞。法吏对他稍有侵害和侮辱。周勃送给狱吏一千斤黄金，狱吏就在木牍的背面写字向他示意，写的是“以公主为证”。这里说的公主是指文帝的女儿、周勃之子周胜之的妻子，所以狱吏教他以公主为自己不会谋反作证。周勃又把皇帝给自己的部分赏赐，送给薄太后的弟弟薄昭，由薄昭替他向太后说情，薄太后也认为周勃不会有谋反之事。文帝去朝见太后，太后就把戴的头巾扔向文帝，说“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查看了周勃在狱中的供词，就对太后说“吏方验而出之。”于是派人持节赦免了周勃，恢复了他的爵位和食邑。周勃出狱后，感叹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周勃又回到了封国，于文帝十一年（公元前9年）去世。其子周胜之继嗣，因娶公主不合意，又犯了杀人之罪，处死。过了一年，文帝选择周勃另一个贤能的儿子周亚夫复为列侯。
周勃出身布衣，为人耿直倔强，忠厚诚实。他不喜好文学，每当召见儒这一段情节，主要依据于《史记·吕后本纪》和《汉书·吕后纪》。
2这个情节，依据于《史记·陈丞相世家》和《汉书·陈平传》。
生和说客，自己总是不客气地向东坐着发话“趣为我语。”用今语翻译，就是“快给我直说”。这话的意思是，用不着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他纯朴憨直就是这个样子。自沛县起义始，直到刘邦去世，他始终是跟从和拥戴刘邦，是刘邦集团坚定而忠实的成员，所以刘邦“以为可属大事”，常常交给他重要的军事任务，甚至任命他为太尉，掌管全事。当诸吕谋乱，危及刘氏，他挺身而出，负起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文帝的重任，使刘汉皇朝转危为安，使社会避免了一场扰乱，这在当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司马迁评论“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这个评语是恰当的。周勃拥立文帝后，一方面功高位重，功名赫赫；一方面处于种种窘境，后者说明了封建的君主和法制有严重的阴暗面，这在其后世乃至现今还有反面的教育意义。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第二节周亚夫细柳营，“真将军”
周亚夫（？—前43），沛县（今属江苏）人。周勃之子。西汉文景时期的名将。
周亚夫起初当河南太守，未曾封侯。当时著名的观相者许负给他相面，说“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周亚夫不信这话，笑着说“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着他的口，说“有纵理入口，此饿死法也。”这话是说，你脸上的竖纹直入于口，这是饿死的面相。过了三年，周亚夫之兄绛侯周胜之犯罪处死，文帝要选择周勃之子中贤能的人，大臣都推举周亚夫，于是封周亚夫为条侯，作为绛侯的继承人。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58年），匈奴大举侵扰边塞。文帝任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霸上；任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任河内郡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前去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都是直接驰入，将领们下马迎送。后来到了细柳的军营，军中将士都披着铠甲，执着兵器，张开弓弩，军风严整。皇帝的先行官来到营门，不得进入。先行官说“天子且至！”营门都尉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过了一会，文帝来到，又不得入。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持节诏令将军“吾欲劳军。”周亚夫才传令打开营门。守卫营门的军官对皇帝的侍卫人名花谱sodu员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文帝就让车骑缓缓地前行。来到中军大帐，将军周亚夫全身武装向文帝行礼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深受感动，肃然起敬。派人向周亚夫传话“皇帝敬劳将军。”劳军的仪式结束就离去。出了营门，群臣都很惊讶。文帝赞叹地说“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赞了好久。过了一个多月，三支军队都撤了回来。文帝任周亚夫为中尉，负责京城的治安。
文帝临死时，告戒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去世后，周亚夫调任车骑将军。
定吴楚叛乱汉景帝三年（公元前54年），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发动武装叛乱。
吴王刘濞亲自领兵二十万来犯，北渡淮河，会合楚军。先向梁国进击，又派奇兵到崤、函之间埋伏起来，伺机行动。周亚夫以中尉的身份代行太尉的职务，奉命率领大军东进，反击吴楚叛军。他先拟了个先予后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向景帝请示，得到景帝的同意。
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及大军出发，到霸上时，有个名叫赵涉的人拦道对他说“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2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绛侯世家附周亚夫传》和《汉书·周勃传附周亚夫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
《史记·吴王濞列传》。
周亚夫当即下车，向这人行礼请教。赵涉说，吴王刘濞得知将军领兵出发，必然伏兵于东去路线上崤山至渑池险要之处，伺机伏击。况且兵贵神速秘密，将军为什么不从此向右行进，走蓝田、武关一线，奔向洛阳，不过相差一二日就可赶到。到了洛阳，先控制武库，击响战鼓。诸侯听到消息，会以为将军从天而降。周亚夫采纳赵涉的建议，南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据有洛阳武库，抢先占了荥阳，控制敖仓，还抚慰游侠剧孟2。他派兵到崤、渑间搜索，果然捕到吴王所遣的伏兵。于是任赵涉为护军。
吴楚联军“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3，围攻梁军于睢阳。梁王刘武请求周亚夫派兵救援。这时周亚夫曾向邓都尉（原是周勃门客）请教破敌之策。邓都尉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精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吴必矣。”周亚夫说是确定了“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的战策4。他带军向东北进至昌邑，深沟高垒而防守。梁王一再派使者来向周亚夫请求援助，周亚夫按既定策略，不发兵。梁王上书向景帝报告，景帝派使者诏令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不执行诏令，仍然坚守营垒不肯出兵，而派遣弓高侯韩穨当率领轻骑兵断绝吴军后面的粮道，然后将大军推进到下邑。
这时吴楚联军已感到进退两难，乃回军向下邑，要与汉军主力决战，多次向汉军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出兵应战。夜间，汉军营中突然惊动，互相攻击，扰乱到周亚夫帐旁。周亚夫安卧不起。过了一会，就安定了。吴军拉到汉军营垒的东南角，摆出在东南进攻的态势，周亚夫却安排在营垒的西北角加强戒备。一会儿吴军的精锐部队果然调到西北方发起进攻，但不能攻入。吴楚联军因为饥饿，不得已引军撤退。周亚夫乘机发动精锐部队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刘濞丢弃自己的军队，带着几千名士兵逃跑，到了长江以南，在丹徒进行防守。楚王刘戊走投无路而“自杀”。汉军乘胜追击，俘虏了大部分吴楚将士，平定了许多县邑，并悬赏黄金千斤捉拿吴王。过了一个多月，越地民众斩了吴王刘濞的头前来领赏。这次用兵，前后三个月，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到这时候，将领们都承认太尉周亚夫的计谋正确，只有梁王刘武从此与周亚夫有了嫌隙。
汉军凯旋，朝廷重新设置太尉官，正式任命周亚夫为太尉。过了五年，景帝七年（公元前50年）二月，周亚夫升任丞相，深受皇帝的器重。
亚夫冤死正是周亚夫任丞相时，麻烦来了。景帝想要废掉栗太子，周亚夫不赞成，为此争执，没有成功。景帝因此疏远周亚夫。梁王刘武每次进京朝见，常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
这时景帝的生母窦太后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她对景帝说皇后之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感到为难，说当初先帝没有封窦彭祖（窦太后兄子）、2《史记·游侠列传》。
3《史记·梁孝王世家》。
4《史记·吴王濞列传》。
《史记·楚元王世家》。
窦广国（窦太后弟）为侯，我即位后才封他俩为南皮侯、章武侯，因此我不能封王信为侯。窦太后说君主应按当时的情况办事。我的哥哥窦长君活着的时候竟然不能封侯，死后，其子窦彭祖反而得到侯爵。我为此事深感遗憾。她说到这里，用命令的口吻说“帝趣侯信也！（皇帝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答“请得与丞相计之。”景帝与周亚夫商议。周亚夫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他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封王信为侯。景帝听了默然不语，未封王信为侯。窦后自然记恨在心。后来，匈奴王唯徐卢等人投降汉朝，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来的人。周亚夫说“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说“丞相议不可用。”否定了周亚夫的意见，封唯徐卢等人为侯。周亚夫因而称病闲居。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47年），就被罢免了丞相职务。
过了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饮食。席上放了一大块没有切开的肉，又没有放筷子。周亚夫心里不满，就叫主管筵席的去取筷子。景帝看着发笑，说“此非不足君所乎？（这不是没有给你筷子吗？）”周亚夫向景帝免冠称谢。景帝说亚夫也就快步出宫，不告而别。景帝两眼直盯着他出去，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这话的大意是，这个含恨不乐的人，终究不是我这年轻君主的臣子。
时过不久，周亚夫之子为父从工官那里购买五百具甲盾备作殉葬品。苛待雇工，不给工钱。雇工知道这是私买皇帝的器具，就上书告发周亚夫之子，这事牵连到周亚夫。景帝看了告发之书，就交给官吏查究。官吏按照告发书中所列罪状审问周亚夫，周亚夫拒不回答。景帝恼怒，骂道“吾不用也。”于是把周亚夫交给执法官廷尉处治。廷尉责问周亚夫说“君侯欲反何？”周亚夫说“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廷尉官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官吏威逼他日益加重。起初，官吏去逮捕周亚夫时，周亚夫打算自杀，他的夫人加以制止，因此没有死，才被廷尉捉了去，因绝食五天，吐血而死。封国也被废除。时为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43年）。周亚夫死后，景帝就封王信为盖侯。
文景时期，法治已趋苛急。周亚夫对此颇为反感。他早年认识廷尉张释之，知道他用法持平，“乃结为亲友”。他当丞相时，属吏赵禹声称“廉平”，但他觉得赵禹“贼深”，不予重用，曾说“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2后来汉武帝尚法，重用酷吏，赵禹当上了廷尉，成了文法深刻的酷吏之一。
《汉书·张释之传》。
2《汉书·酷吏·赵禹传》。
第十三章朱家剧孟郭解《汉书·地理志》论述汉帝诸陵园所在地区的社会结构，有世家、豪杰，有富人，论述得很简单，并且涂抹了浓厚的阶级色彩。但它提供了当时阶级分析的线索，是汉代社会史的重要文献。
司马迁的《史记》写了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基本上都写的是世家系统的人物，他也写了豪杰和富人，那就是《史记》的《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篇幅也都写得很少，但写得精彩出色。
《史记·游侠列传》写了游侠作为地方势力的力量，写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朝廷利用的力量，同时也是朝廷唯一的力量。这是一篇写汉代社会的大文章。
《游侠列传》写了朱家、剧孟、郭解，他们都是游侠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本文材料依据《史记·游侠列传》者，不另作注。
第一节朱家朱家，鲁人，大约与高祖同时，因任侠闻名于鲁及关东一带。
朱家的生活简朴，“衣不完采，食不重味”，出门只乘一牛之车。可是他救济别人却很慷慨，平时专好打抱不平，替人家解难，十分认真，往往不避个人安危。人们都乐意与他交往。
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曾经多次围困汉王刘邦。刘邦坐天下后，便以重金购求季布。布告上说，谁胆敢藏匿季布，罪及三族。季布先是躲藏在河南濮阳县周氏家中，由于官兵追捕得紧，他听从周氏计，剃发为奴，周氏用拉棺木的牛车把他运出河南，拉到朱家的家里出卖。朱家明知车中所拉的是季布，还是把他买了下来，藏在家中。
朱家随后驾车去洛阳。他找到了汝阳侯滕公，问季布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刘邦下重赏捉拿？滕公说季布数为项羽围上，上怨之，所以非要捉住他。朱家又问您看季布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说“贤者。”朱家于是说臣各为其主用。季布是项羽的大将，为项羽围困汉王，这是他的职责呀。难道项氏的臣都要杀了吗？今天陛下刚刚得天下，就以个人恩怨购求一人，这样做，何示天下之不广？况且象季布这样的贤能之士，汉求之急，只会逼他北走胡或南入越的。“夫忌壮士以资敌国”，当年伍子胥鞭荆平王之墓的事迹不就是这样吗？你何不向陛下进谏？滕公深知朱家的为人，又觉得朱家说得有理，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朱家一席话很有见地，他指出了刘邦诛杀仇怨将会引起的后患。后来，刘邦赦季布，拜为郎中。季布至尊贵后，并没有回报朱家救难之恩。朱家因此事而闻名当世。
朱家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不仅只季布一人，他藏活的豪士有百数，其他各类人物不可胜言。不过他从不夸耀，也不在乎别人是否感恩于他。他的事迹为后人所传颂。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第二节剧孟剧孟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一带有名的豪侠。他的行为同朱家的行为大致相同，爱打抱不平，扶弱济贫，藏活豪士，不求报酬，因此而显扬于诸侯。他的母亲故世时，前来送葬的车达千乘之多。
景帝三年（公元前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六国，以清除晁错为名，发动了叛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带兵出征。周亚夫星夜兼程赶到河南，会兵荥阳。他到洛阳后，见到剧孟，大喜，说洛阳得以保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剧孟没有动，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样看来，荥阳以东不用发愁了。吴楚举大事不求助剧孟，可见他们成不了大事。三个月内，叛乱平定下来。
天下**，亚夫得剧孟如得一敌国，足见剧孟的势力之大，对当时形势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为此，剧孟的事迹虽流传不多，司马迁还是郑重地为他立了传。
剧孟死后，家无十金之财。
《史记·吴王濞列传》。
第三节郭解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今河南济原南）人，汉善相人许负的外孙。其父亲因为行侠，孝文帝时被诛。
郭解长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性格沉静，勇悍，不喝酒。年青时心狠手辣，恣意杀人。他肯舍命助人报仇，还干些藏命作奸剽攻、铸钱掘冢的事情。后来，郭解一改前行，对人以德报怨，厚施薄望。救人之命不恃其功。因此，他在当地声望很高。
郭解曾有一个外甥，在与人喝酒时，仗势欺人，强行灌酒，被对方一怒之下杀死。郭解的姐姐陈尸街头，想借此羞辱郭解。后来，凶手自归，将实情告诉了郭解。郭解不仅没有加罪于他，还说，是我的孩儿作得不对，把他放走了。随后，他又埋葬了外甥。郭解如此公正，深得大家敬重，越发依附于他了。
郭解有一次出门，见有个人姿势不端地坐在路旁，很不礼貌地看着他。
门人看见了很生气，想杀了那个人。郭解说在家乡得不到尊重，是我的修行不够呀。暗地里，他叮嘱尉吏说这个人我很看重，到践更时放过他。践更是当时一种徭役，受钱代人服役者称践更。每月一次。践更数次，都没有人找他。那人很觉奇怪，一问，才知是郭解替他解脱。于是他袒胸露腹地前去谢罪。郭解此举，得到少年们的倾慕。
雒阳邑有互相结仇的人。邑中贤豪多次从中调解，始终不听。郭解听说后，夜见仇家。仇家听了他的劝解。郭解说我听说雒阳诸公在这里调解您都不听，幸而现在您听了我的话。但在您的地面上出了这样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合适。我还是离开这里的好。他连夜悄悄地离开了雒阳邑。
郭解处世恭俭，在本县从不乘车，到邻郡为人请求事，也是能办则出，不能为则不为，从不为难人家。因此，诸公争相为用，亡命者多归郭解，而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也经常把大车送到郭解家，以备投奔郭解的人来使用。
武帝年间，朝廷迁徙豪富于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以便控制。
郭解因家贫，不中赀，但也在迁徙之列。大将军卫青为郭解向武帝求情，武帝说郭解身为布衣，能使大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并不贫穷。郭解仍被迁徙到茂陵。临行之日，前来送行的人数众多。可见郭解在当地的影响之大。后来，他到了陕西茂陵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纷纷前来与他结交。
郭解迁徙茂陵，是朝廷的诏令，可是郭解的侄儿却把轵县掾的头扭断了。后来，县掾的父亲杨季主也被人所杀。杨家上书武帝，上书人又被杀。武帝下令捕捉郭解，并要“穷治所犯”。办案人到轵，郭解的门客齐口称誉。有一儒生却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以称贤？”便被郭解的门客们杀死，凶手不知去向。办案人于是回报武帝，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郭解虽然不知是谁杀了人，但他身为布衣任侠行权，以小冤小仇杀人，这罪更重于他亲自杀人，当属大逆不道。”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郭解全家被诛。司马迁说我看郭解这个人，貌不惊人，语不足采，然天下贤与不贤，知与不知，都倾慕他的名声，言侠者都称引郭解。俗话说，以貌荣名，貌有衰老之日，以誉荣名，岂有尽乎？
第十四章汉武帝汉武帝是两汉时期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建立了封建主义多方面的制度，旧史往往以他与秦始皇并举，称为“秦皇汉武”。
第一节强干弱枝，封建主义体制的建立强干弱枝的思想强干弱枝，是汉代建立封建主义体制的思想基础。秦始皇废封国，立郡县，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娄敬对高祖献策移民，正式提出强干弱枝的主张。汉文帝时，贾谊陈政事，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执，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人。”这种“众建说”是在朝廷和诸侯王之间建立强干弱枝的封建主义体制。文帝采纳了这个主张，但未能真正实行。景帝时推行的削藩策，也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反映，但因操之过急，出了乱子。武帝时采纳主父偃的献策，制定推恩令，这也是强干弱枝的思想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上的反映。
多种封建主义体制的建立主父偃的献策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34年）。他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以主父偃的分析，强干弱枝对保持朝廷统治的安定，是非常必要的。推恩的办法是有关的皇族所愿意或乐意接受的，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推恩法不断加强了朝廷的统治，也不断削弱了地方的力量，这对于封建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汉武帝也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加强朝廷对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他于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分别颁布并推行了盐铁官营、铸币和均输、平准的诏令。盐铁官营，即由朝廷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利，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铁官进行经营管理，凡是私铸铁器或煮盐的都处以重刑，并没收其货物。铸币制度，即禁止私铸钱币，改由官铸，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三官负责铸造，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即五铢钱。均输、平准制度，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令各地各以其土特产作为贡物，由工官制造运输工具运往京师。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由大司农设立平准官于京师，“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平抑物价。这样，就把过去由富商大贾掌握物资、操纵物价的利权收归朝廷所有。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树立了儒学的统治权。他在太学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作为一代大儒的董仲舒受到尊重。他的“天人感应”《汉书·主父偃传》。
《史记·平准书》。
说，成为神化皇权的理论依据，他的“三纲”说，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说法，成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但“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着儒家衣冠才能出场。以上各项体制的树立，使汉成为规模具备的封建主义的大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它深远的影响。
对人才的重视对人主在政治上的成就，贤能的辅佐是决不可少的。刘邦深明这一点，他在称帝后，同群臣议论刘、项得失。他说他有萧何、张良、韩信等人，能各用其材，因而获得胜利；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因而灭亡。文帝也是个重视人才的人，他尊重细柳营的严肃军纪，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武帝继承先帝这个传统，在继位后，多次下诏求贤。武帝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问答，已成为著名的政治文献。他读了司马相如的赋，极想见其人。他见汲黯，衣冠不整齐不见。主父偃、徐乐、严安被诏见，武帝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班固称赞说“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蝉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蝉，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2这可见武帝时人才之盛，此后，虽有名臣，也非武帝时期之可比。
体制之建树，人才的登用，是治国的两件大事。武帝在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他雄才大略的重要标志。
《汉书·主父偃传》。
2《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第二节汉和边疆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武帝重视汉和边疆各地区间民族关系的发展，当武帝在位时期，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西域、西南夷闭塞的状态有了相对的改变。
汉和匈奴关系的变化汉对匈奴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武帝时，转被动为主动，巩固了汉在全国各民族中的优势地位。
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武帝令公卿大臣商量对策。大行令王恢主张“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强调“和亲”。在主战主和双方的争议中，大部分官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武帝勉强从和亲之议。然而，和亲之后，匈奴仍然大肆侵扰。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马邑（今山西朔县）聂一献破匈奴之策。武帝以时机已到，决心抗击匈奴。王恢积极赞成聂一诱匈奴单于入塞聚而歼之的计策。武帝乃命韩安国、王恢、李广、公孙贺、李息等为将军，率领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因匈奴单于发觉而引兵去，落了个空。从此，和亲断绝。是后，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征讨匈奴。经过多次战争，特别是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的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的漠北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匈奴军主力被歼，从此衰弱，单于失据，“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河西战役后，汉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皆在今甘肃河西地区）。
通西域为了切断匈奴“右臂”，也为了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武帝一再命张骞通使西域。
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武帝始命张骞通西域。张骞行程万余里，历时十余年，同西域各国开始建立联系，归来后以所了解情况报告朝廷。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时，汉已设置河西四郡，由内地至西域交通畅通无阻，顺利地到达西域，加强了天山南北各族与汉朝的联系，同乌孙建立起和亲关系；并派许多副使随同张骞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地。从此以后，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日趋密切，开辟了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为了保障汉使以及商队往来的供应和安全，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西汉开始在邻近西域的酒泉、玉门（皆在今甘肃西北部）建立亭障。后来，把亭障延展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并在天山南路屯田。每处有屯田兵数百人，设置卫司马和校尉戍守，兼护天山南北各国。从此，天山南北三十六国和乌孙都先后成为汉朝西北边疆之一部分。
参考《汉书·韩安国传》。
《汉书·匈奴传》上。
通西南夷武帝时期，割据东南地区的东瓯、闽越和南越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汉武帝先后派兵平定了这些地区，并设置了郡县。
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当时被统称为“西南夷”。在平定东南割据政权的同时，汉武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使夜郎首领及夜郎附近各部相继归汉，于其地设置了犍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马相如通使邛都、笮都，在那里设置了十余县，隶属蜀郡，还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七郡，封滇（在今云南昆明市一带）人的首领为滇王，发给王印。从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第三节武帝晚年的社会变乱和朝政的相对变革武帝在位时期，汉的强大是空前的。但在强盛的同时，也伴随着奢侈、腐化，潜伏着衰落的因素。
武帝的奢侈武帝从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起，大兴土木，修宫室，凿池籞，先后修建了建章宫、明光宫、柏梁台。长安周围还建有长杨宫、五柞宫等六宫。为了便于他巡游，各地尚建有行宫。园囿中兴修最早、规模最大的是上林苑，池沼最大者为昆池。修筑这些宫室园池，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此外，武帝巡游无度，从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以后，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和侍卫巡游全国各地，见诸于记载的巡游达二十余次之多，足迹遍于长江以北各郡县，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超过了秦始皇。每次“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万匹，钱金以巨万计”。
武帝还宠信方士，迷信神怪，惑于方士们所谓神仙长生不老之说，希望通过方士求得不死之药。他多次派人入海求仙，还想亲自入海求神仙，后被东方朔固谏乃止。
武帝这些活动，不仅靡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上行下效，使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加之繁重的赋税、兵役和御役，造成了“民力屈，财用竭”的恶果。武帝末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广大农民穷困破产，无以为生，流亡农民越来越多，终于导致了天下的动乱。
农民起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声势之大，要超过秦末农民起义初期时的情况其最著者，“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起义军多则数千人，少则数百人，到处攻打城邑，夺取兵器，杀戮官吏，释放囚犯。汉武帝急忙派遣军队到各郡县镇压，对起义军大肆屠杀，甚至把供应过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一概处死；并作“沉命法”，规定凡是发生起义的地区，如果郡县没有发觉，或是捕杀起义人民不够多的，有关的大小官吏都要处以死刑。尽管西汉朝廷用尽一切严刑酷法来镇压起义人民，并没有能把起义镇压下去。
轮台之诏和政治改革面临危机四伏的境地，汉武帝深感他的政策有改弦易辙的必要。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曾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汉书·酷吏·咸宣传》。
不可追悔。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罢去了诸方士侯神人者。
同时，武帝又于是年下诏，“陈既往之悔”，罢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之戍。诏书中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2武帝下诏后，“由是不复出军”，减少了边事。他又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还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这些政治上的改革，挽回了当时的局势，使汉未陷入秦末的厄运。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死，终年七十一岁，葬于陕西茂陵。
《汉书·西域传》。
2《汉书·西域传》下。
第十五章董仲舒公孙弘董仲舒、公孙弘，都是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所建立的新的儒学体系，对当时以及后世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董仲舒及其学说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79年），死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或说景县）人。他少年时代治《公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毋生。汉景帝元年（公元前5年）与胡毋生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因为他治学认真，所以在学术上造诣很高。《史记·儒林列传》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汉书·五行志》也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在司马迁看来，自汉初到汉武帝，传《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中，水平最高的是董仲舒。班固则认为，董仲舒是西汉儒者的一代宗师。
汉武帝即位之后，举贤良文学之士，于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即“天人三策”）上书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春秋》公羊学为理论基础，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才孝廉”。汉武帝对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十分满意，于是用他为江都（今扬州）相，辅佐易王刘非。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向来骄横，喜好武勇。而董仲舒能以礼义予以匡正，因此易王对他也很敬重。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治理封国用《春秋》灾异学说的观点，推衍阴阳的变化，例如求雨的方法是要闭塞阳气，而放纵阴气的发展；要使雨停止，其方法则相反。其实这只是一种迷信的仪式而已。
著书立说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易王刘非上书汉武帝，愿意领兵出击匈奴。汉武帝不许可。因为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很可能因为此事，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
中大夫是“掌论议”之官，居于都城长安。在此期间，董仲舒因善为灾异之说，便在家里就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推说其意，写成《灾异之记》2草稿，尚未上书皇帝。主父偃私见其稿，因为嫉妒董仲舒，所以将《灾异之记》草稿偷窃出来上奏朝廷。汉武帝将它交与朝中诸儒审阅。其中有讽刺时政的文字，当时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并不知道它是老师所写，以为是很愚蠢之作。汉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下了大狱，继又下诏赦免其罪。因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
董仲舒之所以被赦免，大约与汉武帝看重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有关。在他复为中大夫以后，汉武帝又下诏书，要吾丘寿王“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即要吾丘寿王向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
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公孙弘任丞相，董仲舒《诣丞相公孙弘记室》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董仲舒传》及《春秋繁露》。
《汉书·景十三王传》。
2《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吾丘寿王传》。
一文中有“江都相董仲舒”之语，可见此时董仲舒已由中大夫复为江都相。董仲舒为人廉洁直率。他治《春秋》公羊学，造诣很深，而丞相公孙弘在这方面远不如他。公孙弘此人对于和他有过矛盾冲突的人，虽然表面上与其亲善，而背地里却喜欢陷人于罪。他妒嫉董仲舒，盘算着找机会报复。他知道汉武帝的哥哥胶西王特别恣意放纵，便对汉武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任用为胶西王相。汉武帝便调董仲舒为胶西王相。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是个大儒，很有德行，因此也还能善意的对待他。但是董仲舒还是怕时间长了难免得罪，于是推病辞去胶西王相之职。董仲舒退居家中，始终不过问家里的产业情况，专心从事著书立说。
董仲舒在家居数年中，朝廷中如有重要事情商议，汉武帝都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询问，而他的对答都能阐明纲纪法度。
董仲舒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些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最后因“年老，以寿终于家”。他的弟子有褚大、吕步舒、殷忠等以百数，而他的子孙皆以有学问而做大官。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说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是最尊贵的“百神之君”。天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2。而人在自然界的万物之中处于特殊地位，最为可贵。人与天是相合的，“天人一也”3。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董仲舒认为，只有人的结构能与天地偶合**有骨3节，与一年的天数相副；大骨2节，与一年之月数相副；体内有五脏，与五行相副；外有四肢，与四季相副4，如此等等，总之，人确乎与天数相似而“合二为一”。
董仲舒还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他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5其实天本无目的可言，在自然界只存在因果关系，而并不存在目的关系，天有目的之说，是董仲舒强加给自然界的。它便于统治者假借天的目的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制度服务的。首先，他通过“天命”的桥梁服务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他认为，天意是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春秋繁露·郊义》。
2《春秋繁露·阴阳义》。
3《春秋繁露·阴阳义》。
4《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5《春秋繁露·服制象》。
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还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他认为天的意志是“贵阳而贱阴”的，而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2，因此，天“任德不任刑”。他还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将五行伦理化。他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3董仲舒还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4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5又说“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这里所说的三纲，即《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董仲舒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即矛盾的对立双方是不转化的。这种思想当然是形而上学的。那末，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可见“谴告”之说是对君权神授的一种变相解释。而“改制”之说则是保证新继位的君主执掌政权的一种形式。即新即位的统治者表示接受天命之后，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2。但是“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即“三纲五常”等丝毫没有改变。因此他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3董仲舒的“三统”说，是“改制”说的延伸。他认为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历史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循环不已。每次朝代的更替都要按照“三统”说来“改正朔、易服色”。这样虽然不断在形式上发生变化，但实质上，即社会性质、生产方式却是永恒不变的。
神秘的认识论与性三品说董仲舒的认识论继承了孟子通过内省的途径，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视反听”4，“察身以知天”，即由内省的《春秋繁露·顺命》。
2《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3《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4《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5《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春秋繁露·服制象》。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2《春秋繁露·楚庄王》。
3《春秋繁露·楚庄王》。
4《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2。在名实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名”要符合天意。他说“名则圣人所发天意。”3又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4名并非真实事物的反映，而是天意的反映。而且他还认为，“名”要符合“义”与“理”5。他强调的是“名”，而不是实。认识是以“名”为中心，他说“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可见董仲舒是用“名”去正“实”。显然“名”是第一性的，而实是第二性的。这是孔子唯心主义的“名实”论的发展。
董仲舒的认识论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7。因此，他的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其所以如此，这是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分不开的。
董仲舒的人性论，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8。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9，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10。他认为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他认为，性好比田里的禾苗，善好比谷米。禾苗长大能结出谷米，而禾苗并不全都能长出谷米。善是从质朴的性中经过教育而成的，而性的质朴并非完全成为善2。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而谁来实施教化呢？当然是统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顺天之意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因此，董仲舒进一步提出“顺命”、“成性”、“防欲”的主张3。这种统治方术，继承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主张，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使之更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评论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春秋繁露·郊祭》。
2《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3《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4《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5《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7《春秋繁露·祭义》。
8《春秋繁露·实性》。
9《春秋繁露·玉杯》。
10《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3《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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