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格雷格独自一人时，在走廊里，总是显得呆滞虚弱；和一群人在一起时，他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会“恢复知觉”，变得风趣、有魅力、纯真坦率、爱交际。每个人都喜欢他。他会随时对与他交往的人作出反应，而且非常轻松、幽默，一点也没有要欺骗别人的意思。但是在他与别人的交谈和对别人言行的反应中总有什么地方太轻率或太过于油嘴滑舌、没有分寸，还有，他会在瞬间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当然，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问题，是他的疾病带来的困扰。因此，??们会很清晰地知道，在一家慢性病医院里，忧郁的情绪、狂怒的情绪、无助的情绪，总是时时刻刻在酝酿或主宰一切。像格雷格这样的病人，看上去从来没有坏情绪，一旦和别人交往，就总是乐呵呵的，给别人愉悦感，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
奇怪的是，他看起来有一种特有的生命力或者健康——愉悦、有创造力、直接、有生气。这些可能与他的疾病有关。这在其他的病人看来（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的人），是令人愉悦的。在信印度教之前，他是那样难以相处、让人烦恼、那样的叛逆，现在所有的愤怒、痛苦和焦虑看起来都消失了，他完全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他的父亲在儿子被大麻、宗教和肿瘤光顾之前，曾和他有过一段水火不容的日子，在一次彻底敞开胸怀的对谈中他对我说：“这就像是做了额叶切除手术一样。”接着，他又带着极大讽刺意味说：“额叶——这玩意儿又有什么用呢？”
神奇的额叶
额叶的高度发育是大脑最让人感觉惊奇的一个特征，其他灵长类动物的额叶都没有人类这么大，其他哺乳类动物则难以见到额叶的进化。而且，额叶还是人自降生后，大脑发育中最明显的部分（一直到7岁左右，它才会发育完全）。不过，我们对额叶的功能、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而且模棱两可的过程。一直到现在，还远远没有搞清楚。这些不确定性通过菲尼亚斯·盖奇那个有名的例子，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表现。从1848年至今，人们对这个病例进行过各种解释，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误解。盖奇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工头，他带领着一队工人在佛蒙特州的伯灵顿修建一条铁路。1848年9月，一场罕见的事故发生了。在铺设铁轨的沿途，需要炸掉阻塞通道的所有障碍物。为了填炸药，盖奇必须使用一根铁夯（www.youxs.org，最粗处直径达3厘米）。有一天，当盖奇用他的铁夯把炸药填塞到孔中时，炸药不幸提早爆炸，铁夯穿透他的颅骨，直到前脑。令人惊异的是，经过短时期的昏迷后，盖奇不仅没有死，而且似乎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当炎症消除后，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每天照样早起，乘车到镇上上班。他的行为举止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做事理性、头脑清晰、思维敏捷，碰到当地的医生时还说：“好啊，医生，这儿的生意可真够你忙活的！”
在受伤后不久，盖奇的额叶部位出现了脓肿，并开始发烧，不过，几周之后他就康复了。到1849年年初，人们都认为他“已经彻底痊愈了”。他的大难不死被看做是一次医学奇迹，在额叶受到严重损伤之后，他似乎并无大碍。这个病例充分证明：大脑的额叶部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它不像大脑的其他（未受损的）部位那样，可以同等地发挥作用。早在19世纪初期，颅相学家就认为，人的大脑可以被分隔成若干固定的区域，各有高度专一的功能，分别负责智力才能或者道德水平。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在19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大脑有时还被认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体器官，和胆脏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当时一位伟大的生理学家弗卢朗就曾经说：“大脑分泌思想，这就像胆脏分泌胆汁一样。”在大脑受损后，盖奇的行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显然是对这种观念的一个有力佐证。
实际上，在事故发生数周之内，盖奇的性格出现了明显变化。而正是刚刚提到的那些教条思想，导致在盖奇身上发生的变化被人们严重忽略了。当时对盖奇做过最自信研究的，是约翰·马廷·哈洛医生。现在则是被新的教条影响，即神经系统所谓的“高级”层次和“低级”层次。直到事件发生20年之后，他才给出了当初在1848年他并没有提到过的一些状况，而这些生动的描述，显然在当时都被大家忽略了。
盖奇反复无常，不尊重他人，经常肆无忌惮地使用最粗俗的亵渎语言（在此之前，他从不这样），几乎不再听从他的那些伙计们的任何建议，任何事只要不合他意，他都会很不耐烦。有时候还顽固得要命，想法变来变去，犹豫不决，对将来会搞出一大堆的计划，还没等到做安排，就又把这些想法都抛在脑后。他的智力和表现完全就像一个孩子，作为一个男人就像野兽一样冲动。在他受伤之前，尽管没有在学校受过专门的训练，盖奇的头脑非常冷静，认识他的人都说，他非常精明，是个有条理的人，实施计划时总是精力充沛、坚持不懈。由此可以看出，他受伤后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他的朋友都说，他已经不是“原来的盖奇”了。
看起来，额叶损伤还会带来一种“抑郁解除”效果，会让大脑释放出一种动物般或者孩子似的情绪，盖奇也由此变得反复无常，行为古怪，急躁冲动。
但是，激动、发泄、抑郁解除，还不完全是额叶受到损伤的全部后果。1967年，戴维·费雷尔在一次讲座中，把盖奇的病例介绍给了世界范围的医学团体。他曾切除了猴子的额叶部分作实验，观察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症状：
尽管没有出现显而易见的生理学上的症状，但是我可以观察到动物的性格和行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变……以前，它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会好奇地窥探它们视野范围内的变化，可是现在，它们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变得迟钝无趣，或者昏昏欲睡，只对引起**的事情或是当下的印象有些反应，它们无精打采、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尽管这种切除实际上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智力，但一切的表现都说明，他们失去了专心地、明智地去进行观察的能力。
19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额叶肿瘤会产生如下多种类型的症状：间歇性的疲惫、精神迟钝、精神活动速度变慢，有时还会出现性格的突变、行为失控。根据高尔的说法，甚至还会出现“慢性精神失常”。对额叶肿瘤实施的第一例手术是在1884年进行的，针对精神病症状实施的额叶肿瘤手术则是在1888年进行的。进行这种手术的依据就是，这些病人（可能是精神分裂）的妄想、幻觉、兴奋等症状，都是由于大脑额叶部位的过度活跃或者病理性活动引起的。
此后，有关这种手术的尝试，55年中一直没有再出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葡萄牙神经病学家埃加斯·莫尼斯发展了“额叶切除术”，他很快就用这种技术给20名病人（其中，有些出现了焦虑和抑郁的症状，有些则出现了慢性的精神分裂症）实施了手术。1936年，他发表了针对这一技术的专著，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关注，随之兴起了一股推广这种手术治疗的狂潮。在这种狂热中，莫尼斯论证的不严密、态度的轻率，甚至不诚实，都被当时的人们忽略了。莫尼斯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精神外科学”，他的著作引发了这个学科在世界各地爆发式的成长——巴西、古巴、罗马尼亚、英国，尤其是在意大利。但是，这门科学最广泛的影响还是出现在美国。在那里，一名叫做沃尔特·弗里曼的精神科医生创造了一种令人恐怖的新的手术方式，他称之为“经眼眶额叶切除术”。据他描述，手术的实施过程是这样的：
这个过程需要趁着病人没有防备时，先把他打晕过去，在他处于“麻木”状态的时候，用一个冰镐，经由眼眶的顶部，插进病人的眼球和眼睑之间，也就是插入大脑的额叶部位，然后把工具来回搅动，最终把额叶做横向切除。我给两个病人做过双侧的切除，给一个病人做过一侧的切除，没有出现过任何并发症，只有一个病人出现了明显的黑眼圈。这种手术可能会对病人日后的生活有影响，看上去确实也很残忍，但是它实施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些病人日后的状况如何还有待观察，不过实施手术确实明显减轻了他们的症状，由此造成的行动不便也是微不足道的。手术后，他们甚至可以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自己直接起身回家。
把用冰镐做精神外科手术看得和在办公室上班一样轻松自如，按照常规，这本该引起巨大的惊愕和恐慌，但是，当时人们却竞相模仿。到1949年，美国有超过一万例这样的手术，之后的两年又有一万例手术出现。莫尼斯被广为称颂，成了精神病人的“大救星”，还在195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用麦克唐纳·克里奇利的话说，这是该事件“耻辱记录的顶峰”。
这种手术所取得的效果，当然并不是什么“治愈”，而只是一种“驯良的状态”，一种被动顺从的状况，与原来活跃的病症相比，根本或者说远远算不上什么“健康的状态”，而且再也不会有康复的可能性。罗伯特·洛厄尔在其著作《关于西街和勒普克》中，对做过脑叶切除手术的勒普克进行如下描述：
无精打采、枯燥乏味，脑叶切除后，
他在绵羊般温顺的平静情绪中漂流。
在那里，不再有电疗椅上的刺激，
给他作出令人痛苦的再评估。
丢失了与周围的所有联系，
如同悬浮在空中的一块绿洲……
1966到1990年间，我在一家州立精神病医院工作时，见到过几十位做过额叶切除术的可怜病人，很多人比勒普克受的伤害还要大，有些从精神上来说，已经被这种手术杀死了，或者说，他们被人残忍地谋杀了。
额叶部位是不是有一个环形的病理组织，造成精神疾患的痛苦——这种观念最早是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莫尼斯接受的正是这种观念。我们的理智、良心、责任感，我们的职责、义务，都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有时候，这种压力过大，就会让我们无法承受，此时，我们就需要让自己短暂地从极度的抑制中、从明智和清醒中解脱出来，给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假。我们需要让额叶休息一下，就像在酒神节里，让我们身上所有的感官和本能都得到释放。平时，我们都要受到文明生活的种种约束，这种压抑必须要通过某种途径得到释放。
这样一种观念，在不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时期都是存在的，也是被认可的。我们所有人，也都有让自己的额叶休息一下的需要。可是，如果额叶出现了严重的病症或伤害，悲剧也就发生了：我们的额叶在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就无法再回到原来的正常状态，这也正是盖奇和格雷格碰到的问题。
1979年3月，我在给格雷格所做的笔记中写道：“游戏、歌曲、韵文、谈话等，可以让他很好地控制自己……因为这些东西有内在的韵律，可以自然地流淌，可以带动他，让他感觉自如。”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另外一位患有健忘症的病人吉米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吉米在去教堂做弥撒的时候，完全就像一个正常人。他可以很自如地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与其他人共同形成一个“有机体”，所有健忘症的特征，此时似乎都被克服或是消失了——别人自然也根本注意不到他的病情。我还在英格兰对一位类似的病人作过观察。他是个音乐学者，因为暂时性的额叶脑炎患上了严重的健忘症：一件事情过去几分钟，他就完全记不得了。不过，他却能够记忆甚至主动去学习非常复杂的音乐作品，可以去指挥演出，还可以用管风琴即兴进行演奏。
格雷格的情况也很相似：他不仅对60年代的歌曲有着非常清晰的记忆，而且能够轻松地学会新的歌曲——尽管记忆一些事实会有很大的困难。看起来，大脑对这类事物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来运作的。格雷格还能够非常轻松地记住一些打油诗和朗朗上口的词句（病房里总在播放的收音机和电视机的节目中，成百上千这样的句子，的的确确都被格雷格记了下来）。在入院后不久，我就用下面的一首打油诗对他进行了测试：
宝宝乖乖睡大觉，
安安静静不哭闹。
坏孩子不睡爱哭闹，
得了狂犬病，
就得打一针！
格雷格很快就能重复着背出来，一个字都不错，背完之后还大笑，问是不是我胡编的，还说：“这可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像是埃德加·爱伦·坡的诗。”不过，两分钟之后，他就把这首打油诗忘得精光；在我提醒他这首打油诗的韵脚之后，他才慢慢地回忆起来。又重复了几次之后，不需要任何提示，他就可以轻松地背出来了；每次见到我，还都用那种很浓的舞台腔背给我听。
这种轻松能够记下歌词和朗朗上口的词句的能力，是不是仅仅是一种停留在表面的、程序上的能力呢？或许这种能力也有情感的深度或者广度，能够深入格雷格平时无法达到的状态？可以确定的是，确实有一些音乐能让他激动不已，成为打开他心灵的一把钥匙，这让格雷格看上去和正常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他不再像是一个额叶综合征患者，而且可以说是暂时地被音乐“治好了”。这时候，即使是他的脑电图，在大多数情况下很慢也很不连贯，但因为有了音乐，一下子变得平静而且有韵律感。
我们还在歌曲中嵌入一些简单的信息，这样，格雷格每天就可以通过学习歌曲的方式来获取这些信息。他能很自然地把这些信息和其他信息分离出来，在没有韵律和节奏的时候，他也可以复述出来。比如“今天是1995年7月9日”这样的信息。可是，当一个人被深深困在健忘的泥沼中无法自拔，当他完全没有历史和时间的概念而只是存在于每一个独立的时刻的时候，这样的信息对他会有什么真实的含义呢？知道这样一个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什么意义都没有。音乐的刺激和唤醒的力量，通过给旋律专门编写的歌词，可以把他与当前的生活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音乐的这种功能是不是可以更为持久，更为深入呢？能否不仅仅给他一些独立的“事实”，而且给他时间的概念和历史的概念，获得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获得思考和感受的整体框架呢（即使是一种人为模拟的）？
丢失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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