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是的最高理想。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个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利益。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解放初期，物质利益的需要是第一位的。马克思认为：“人们首先必须有了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的活动。”从人的需要出发，强调给人民物质福利：“以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些改善民生的思想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

同时，也注重人民其他利益的实现。他在同老友周世钊的一段谈话中就指出“人生在世，肯定是希望要过得幸福些。”，希望过得幸福，实际上是物质和精神的两重满足，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但一贯强调物质利益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他说：要“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有了物质生活保障，才能保障政治、文化、社会、健康等方面权益，从而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仓廪实，才能知礼节”，“离开经济式作而谈教育和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因为，“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要是头等大事，民生问题不解决，人的全面发展也无从谈起。只有不断改善民生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三、改善民生理论的内容

把改善民生做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落角点，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善民生理论，为团结人民、集聚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正确方针www.xingxingxsw.com 星星小说网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提出军民兼顾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取之于民，就应该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而且应使人民得大于失。不能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不能竭泽而渔，要军民兼顾。“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在1948年2月，在《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有其待遇的规定中》，谈到工人利益时，指出：“生活的改善，不应当超过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不应该违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原则”。他指出，“公私兼顾，只能是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是垮台。”这一思想后来成为1949年《共同纲领》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的“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两兼顾”原则，也成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正确方针，这与一再强调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统筹兼顾的原则是一致的。

要注重集体的长远利益，但同时也要兼顾个人利益：“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这就是说，在困难的时期，民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此刻也不能不顾民生，而是要让人民失去的尽量少，得到的尽量多。情况一有可能，就应该着力减轻人民负担，解决民生。公私达到兼顾，让民生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不断改善，人民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不仅是党的目的，而且也是党能更好地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

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在强调公的前提下，提出首先是要兼顾人民个体的需要，他说，第一方面的工作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要组织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样人民群众才能拥护党，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为使人民的物质利益长久实现，从各方面阐明，注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必须注意到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1956年9月，在八大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一穷二白的社会背景下，生产力水平也低，国家很穷，而且国内国际环境很复杂，所以国家首先就要增加国力，要进行各项社会基础建设，这必然会花很多钱，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生活一下子改善很多的要求，国家是达不到，也是不切合实际的。1953年，提出要既施“小仁政”更施“大仁政”，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兼顾起来。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1956年在安排经济产业结构布局时，他及时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以及经济建设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这种公私兼顾，注重施大仁政的思想，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主张，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但是重点应当放在长远利益上。为了国家的基础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群众的当前利益应该服从于国家和自身的长远利益，因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一致的，是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又归结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所谓统筹兼顾，是指对全国几亿人而不只是对部分人的统筹兼顾，是对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处理上的统筹兼顾，而粮食问题、城乡差别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民生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从几亿的全国人民的统筹兼顾的观点出发，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只有兼顾了各方利益，人民得到了适当的安排，人民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各种积极因素才能调动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达到维持社会稳定，少出乱子的目的。当时我们国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体制，采取低工资、低物价、高就业、高保障的政策，并且注意改善民生，人民生活虽不富裕，但大体都有饭吃，社会治安良好，社会情绪也比较稳定。这可以说，是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正确方针达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目标的一个具体表现。

（二）维护群众利益，防止损害群众利益

一切为了群众，维护群众利益，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他反复强调“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否则“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在整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在讲要维护群众利益。革命战争时期，认为，我们不能为了政府和军队的需要，就不顾人民困难，他说这是“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并指出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人不能承袭。在大生产运动中，提出，我们党、军队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能损害人民利益，不能引起人民不满，应与人民的经济活动取得协调，这样才能防止损害到群众利益。在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对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十分关注，认为不能“杀鸡取卵”，一味夺取，并对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给予了批评，认为，这种行为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应当认真退赔。错误在于“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处处维护群众利益的思想，是群众路线的很好体现。

特别不能容忍那种漠视人民利益和需要的官僚主义，他认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党和政府在长时期内需要解决的大问题。1953年，他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文中，就举了一个人民来信的事情来说明官僚主义，他说，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人民来信没有处理，由此可想，省以下各级党政府组织当然会更多，认为，人民来信都是人民有具体问题，要求解决实际困难才向上级组织来反映情况的。有许多还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损害人民利益的罪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熟视无睹的官僚作风，当然会引起义愤，这是不能容忍的，应迅速处理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乱纪事件。

1959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些领导干部开始头脑发热，追求速度，一味求快，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在经济初步发展的情况下，就应开始考虑转变工作重点，注重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他提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总之一定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并强调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他强调，大家都想大干快上，都想从老百姓那儿多搞，他提醒一些干部，向老百九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这种方法是不行的，并指出，这是个原则问题，应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要在老百姓那里留有余地，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而且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在制定计划时，强调首先应考虑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脱离老百姓必然毫无出路，其次还应考虑到打仗或灾荒的因素。在这三方面要留有余地地制定计划。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的维护群众利益的思想。

在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上，注意维护正当的个人利益，他指出：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对立面的统一，没有个人得利就不可能有共同利益。他经常批评那种不重视个人利益的思想，他曾生动地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个人利益处理得如何，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只有维护群众利益，防止损害群众利益，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

（三）不断改善群众生活

一直注意在发展生产，实现国家强盛的基础上达到人民的富足。认为生产和生活必须兼顾，重点应放在生产上，但同时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生活，并应逐步改善群众生活。他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把不断改善群众生活放在维持政权的高度，说明了他一直在心中挂念人民，把人民生活放到了极高的位置。

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批评了苏联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作法。指出不能只顾积累，而把农民挖得很苦。这样只会“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他还特别强调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发挥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因此，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首先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我们既要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要提倡关心群众生活；既要大力发扬群众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对工人要在生产效率提高的情况下逐步提高工资来改善生活，对于农民则应通过缩小剪刀差等政策，通过补贴或救济来改善生活。

1958年，针对各地出现的只顾生产、不顾群众生活的情况，从11月14日到25日12天内，连续发出三个重要指示，要求全党要注意这个问题，并加以纠正。在第一个指示中把“工作、生活同时并重”作为一个重要方针提了出来。在第二个指示中又提出“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的口号。在第三个指示中，则对人民生活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的现象进行分析，指出这是受右倾片面性思想的影响，顾了生产，忘了生活。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断地改善群众生活，提出了两条解决办法，一是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是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能片面性。这是关心群众生活的一个重要思想。

注重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早在1934年，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就指出一些同志脱离群众，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要救国公粮。他强调，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救民私粮”的问题，而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去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洗清官僚主义的灰尘。在节约和消费问题上，一贯倡导节约，但同时认为，只讲节约不讲消费不行，还要鼓励消费，这样才能有利于发展经济，同时改善人民生活。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经济措施上，主张要薄利多销，生产资料的利润要低一些，因为这影响整个人民生活，人民生活改善了，积极性会提高，随着消费的增加，生产会扩大，利润也会随之增加。

注重改善人民生活，不光表现在物质方面，还关注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健康教育等诸多方面。

（四）注重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

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是当时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得到处理和处理得是好还是坏，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所以强调这是一件大事，务必要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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