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我们等他回来就是了。”

他们在家中静待佳音，日日打听着大理寺调查的新进展，本以为用不了多久姜琢君就会全须全尾地回家，不料随着更多人证从原州带回，姜琢君身上的嫌疑竟是越来越重了！

“姜琢君，祯和十九年，怀民县没有时疫，你为何以时疫为借口分开牢中囚犯？从刑徒流放出城那一日起，往后近半月，你的衙门，凡击鼓鸣冤十二次，你未有一次升堂，本官问你，这段时间，你人在何处？在做什么？从实招来！”

姜琢君已经褪去了一身官袍，换上了囚衣，跪在堂下，满心彷徨。

那种脑海空空的空虚感又来了，姜琢君绞尽脑汁想挖出回忆为自己辩驳，可他什么也想不起来。

“时疫？把囚犯分开？”

这些字眼仿佛变成了看得见的景象，似有似无地撞击着他的头脑，他无论他怎么敲自己的头，逼自己去想，他还是想不起来。

“程大人，我记不起来，我没有做过这些事。”

“没做过？”

程良硕把一沓口供丢了下去，冷声道：“与贾峻同牢的囚犯的口供，还有你在任时，县衙胥吏的口供，你自己看看。如果不服，可要本官传他们上堂与你对质？”

姜琢君抖着手，把口供一页页捡起，看到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自己在那段时间内的种种异常之举，鲜红的手印盖在上面，代表了这是他们认下的口供。

“不，这是污蔑！”

姜琢君颤声道，“程大人，十一年太久，我已经记不清当年的细节，但我敢对天发誓，我与贾峻没有半点关系！更与军器船案绝无关系！”

“本官并非天官，听取不了你的誓言，你想证明你的清白，就老老实实招供，逃囚贾峻身上发生了什么？你是不是放走了贾峻？”

“下官冤枉！”

“还不招是吗？”

程良硕冷若冰霜地用惊堂木敲了一击。

“来人，先打他二十大板！”

“是！”

姜琢君文弱，两板子下去就已经受不住了，一边痛呼，一边一遍一遍地为自己申辩。

“下官从未做出有违官德、有违良心之事，实在冤枉！请大人明察！明察啊！”

“爹！”

“老爷！”

他的妻子儿女出现在公堂之外，拼了命要扑进来，被衙役拿横木牢牢架住，挡在门外，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住手，哭声比姜琢君的惨叫声还要更令人不忍。

但程良硕是个铁石心肠，对此不为所动，一边强硬地让衙役把他们稳稳挡着，一边在乱糟糟的吵闹声中，一字一句地继续逼问姜琢君。

“贾峻逃跑之后，你本可以立刻下令追缉此人，或有希望将他逮捕回衙门；但衙役回城禀报，你却不在官衙之中，你去了哪里？”

“贾峻是不是你故意放走的？”

“你的目的何在？”

“流放之前，监牢夜里又发生了什么？为何囚犯和狱卒全部沉睡？”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手脚？”

行刑还在继续，一下一下打在肉上发出脆响，板子上已经见了血，抬起落下，点点红血在墙上甩成了一道弯弧。

姜琢君已经痛到双目翻白，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成片成片地冒出来，他意志昏昏，嘴里还在不停重复着：

“冤枉……冤……枉……我是……清白的……清白……的……”

最后一个字浑浑吐出，他脑袋忽然垂下，不在挣扎。

衙役拿手探了探鼻息，道：“大人，他昏过去了。”

安氏哀哀地呼唤：“老爷！老爷！你快醒过来啊老爷……你们都做了什么……”

她哭得跌坐在地上，几乎也昏厥过去。

程良硕摆了摆手，衙役会意，收起了横木，安氏三人见状，立马跌跌撞撞地跑过去伏在姜琢君身边呼唤哭泣。

“安氏，”程良硕让人按住了安氏，冷声道，“既然你丈夫回答不了本官的问话，你们三人就代他回答吧。”

“十一年前，祯和十九年的霜降之后，姜琢君无故旷职近半月，他人在哪里？做了什么？”

安氏哭着答道：“大人，您也说是十一年前了，谁还记得自己哪一月哪一日做了什么，您这样问，分明是无理取闹！”

“秋分农民收粮，霜降已经到了官府征税的时候，这时县衙该忙碌起来才是，而姜琢君却生生拖了半月，你身为县令夫人怎会不知？”

无论程良硕怎么问，安氏只说忘记了，但自己丈夫从来兢兢业业，不曾懈怠，如果旷职，那一定是生病了。

程良硕见在安氏这里问不出东西，便瞥向了姜云如。

姜云如呆呆傻傻，闪着大眼睛迷迷蒙蒙，安氏一把把她按在怀里道：“大人不必问小女，十九年，云儿还不到六岁，记不住事的！”

“那姜家公子，你来说说。”

姜少谦依稀也记得父亲有一年秋天离开怀民县离得有点久，但现在是要给姜琢君洗清冤屈，他自不能说出来，又给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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