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户外一片春意盎然。

春天也渗透进来，渗透到这间弥漫着碘酒气味的四十二号房间里来。雪融化时的清凉和湿润的气息，麻雀兴奋的叽叽喳喳声，电车拐弯时发出的欢快的嘎嘎声，**出沥青的路上传来的嚓嚓的脚步声，夜间单调而和谐的手风琴的咿咿呀呀声一起随着春色钻进窗来了。一缕白杨树枝上的明媚春光照射到窗沿上，枝头上尖尖的嫩芽个个含苞待放，嫩芽上粉黄色的树汁呼之欲滴。金光闪闪斑斑点点的春光撒进病房，犹如布满在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那张洁白、善良的脸上的无论用什么扑粉也盖不住的、令她不无烦恼的雀斑。大滴大滴的雨点落在白铁做成的窗檐上发出欢快的劈啪声偏偏叫人想起春天来。

历来如此，春天叫人心潮荡漾，浮想联翩。

“唉，要是现在带枝枪去伐木场上的什么地方才好呢！斯捷——伊万诺维奇，怎么样啊？……黎明的时候坐在小草棚里，守候着……那多棒呀！……你知道玫瑰色的早晨，空气清新夹杂一丝寒意，你坐在那里——耳朵竖得尖尖的，忽然听见咯、咯、咯的声音，然后就是翅膀呼、呼、呼地扑动……直落在你的头顶上，尾巴像把扇子——接着又来了第二只，第三只……”

斯捷——伊万诺维奇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似乎他真的要流出口水来，可是政委呢并未停下来。

“然后嘛在篝火旁铺开斗篷，呷上一口烟熏的茶，抿上一小盅好酒，让每块筋骨都暖和起来，好吗？在规规矩矩的辛劳之后……”

“哦，甭说啦，团政委同志……我们家乡在这个季节，您知道，我们捕什么？说了您也不信——捕梭鱼。我向基督发誓，您听过吗？这事真叫绝了：虽说是闹着好玩，可是也有收获呢。梭鱼这东西在湖里的冰块开裂化冻或者河水泛滥的那会儿，一起挨着挤着拥到岸边下鱼子。它们钻到被水完全淹没的青草里、地苔上下子，可怎么也不上岸。它们钻到那里，拱来拱去，下着鱼子。你在岸边走着，看见一个似乎是木柴的东西，那就是梭鱼。你就‘呼’地放一枪！有一次提到的校鱼一袋都装不下。这都是真的！还有……”

于是他们开始回忆打猎。话题不知不觉地又转到前线的战事上去了。他们都在猜测现在师部和连队在做什么呢？冬天修筑的窑洞没有漏水“流泪”吧，防御工事没有浸水“爬走”吧，在西方走惯了柏油路的德国人怎样对付春天的泥泞呢。

午饭后的一小时，大伙开始喂麻雀。斯捷——伊万诺维奇总是静坐不住，他那双瘦骨嶙峋的、闲不住的手总能做点儿什么。他琢磨着把饭后剩下的面包屑收集起来，从气窗里扔给窗外的鸟儿吃。这渐渐地成了一种习惯。如今大伙不扔面包屑了，他们留下整块整块的面包，故意揉碎。这样，按斯捷——伊万诺维奇的话说，一群群的麻雀都配有供应粮。望着一群欢腾的小麻雀劲头十足地对付着一块大面包皮，叽叽喳喳地叫着、打斗着，接着又将窗台上的面包渣子吃得干干净净，栖在白杨树枝上啄着羽毛，忽地一齐腾起，飞走，去干它们自己的事——这番情景令整个病室里的人得到一种巨大的享受。喂养麻雀竟成为整个病室人们最喜爱的一种消遣方式。他们开始认得几只麻雀了，还给它们起了绰号。一只秃尾而又伶俐的麻雀，八成是由于它那好斗的坏脾气把尾巴给弄丢了，大家对它特别有好感。斯捷——伊万诺维奇叫它是“冲锋枪手”。

有趣的是恰恰是这群欢腾的鸟儿的喧闹让坦克手终于摆脱了默默无语的状态。起初他无精打采、冷漠地注视着斯捷——伊万诺维奇腰弯成九十度，拄着拐杖，在暖气管上攀了半天，打算爬上窗台把手伸到气窗外面。然而第二天麻雀飞来的时候，坦克手从床上坐起来疼得直皱眉，他想更清楚地看看鸟儿们的疯狂争斗。第三天吃午饭时他把很大的一块甜馅饼塞进枕头下，好像这班咋咋呼呼的食客尤其喜欢这医院里的美味佳肴似的。有一天“冲锋枪手”没有飞来，库库什金扬言道，八成它是让猫儿叼走了，它这是活该。沉默不语的坦克手突然发火，大骂库库什金是“混蛋”。过了一天当那个秃尾巴的家伙又出现在窗台上叽叽喳喳、打打闹闹、得胜似地晃着脑袋、闪露出蛮横的目光时，坦克手笑了起来，这是他长达数月里的第一次笑。

过了不久，葛沃兹捷夫完全恢复了原样。让大伙感到奇怪的是，他原来是一个愉快、健谈、和善的人。这一些自然是政委所为，他的确是一个，正如斯捷——伊万诺维奇所说的，“能替每个人都配制出适应自己的钥匙的高手”。这一切他是这么做成的。

四十二号病房最愉快的时刻来了：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带着神秘的神色出现在门旁，双手背在身后，两眼熠熠发光扫射着大伙，说道：

“喂，今天谁跳舞？”

这就是说：有人来信了。接信的人应该像跳舞一样跳一下，哪怕是在床上稍微跳一下也行。政委跳的时候最多，因为他有时一下子能收到十几封信。有的来削而团、后方，有的出自同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之手，还有的来自士兵，来自指挥员妻子的。指挥员的妻子在信中要求请他看在老交情的份上严厉训斥她那**不羁的丈夫；有阵亡同伴的寡妻的来信，请他给予生活上的劝慰和帮助；还有一封信出自一个哈萨克斯坦少先队员之手，她是一位阵亡团长的女儿，她的名字政委怎么也记不住了。所有的信他都饶有兴趣地读着，必定一一加以回覆。他往有关部门写信请给某某指挥官的妻子予以帮助；怒气冲冲地训斥那个“**不羁”的丈夫；威胁管理员说，如果不给在前线作战的某某指挥官家中装设炉子，那他本人就要来拧下他的脑袋；责备哈萨克斯坦的那个名字复杂而又难以记住的小姑娘，因为她第二学期的俄语成绩只考了二分。

斯捷——伊万诺维奇的信也挺多，有的来自前方，有的来自后方。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福星高照的狙击手，常常来信。女儿是农庄队长，她的来信带来了乡亲们没完没了的问候，还向他汇报说，集体农庄虽然又分派了一批人去参加新建设，但是农业计划的某项指标还是超额完成了一定的百分比。斯捷——伊万诺维奇异常喜悦地、缓慢而大声地宣读着儿子和女儿的来信，所以整个病房，所有的助理护士和护士，就连那个干巴巴、阴沉着脸的主治医生，都对他的家事了如指掌。

仿佛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孤僻成性的家伙库库什金也收到了一封来自巴尔那乌某地他母亲的信。他从护士手上一把抢过，一直等到病房里的人都睡着了才悄声地、自言自语地念着。这时候他那张棱角分明的、令人不快的小脸上流露出一种独特的、跟他生性相背的静穆的表情。他非常爱自己的母亲——一个年老的护士长，可是为什么他羞于这种感情的流露，谨慎地掩藏起来呢？

当病房里热烈地交换着得到的消息时，在这愉快的时刻，唯有坦克手一人变得更加忧郁，他转身朝墙，用被子捂着脑袋：没有人能给他写信了。病房里的人收信越多，他就越感到自己的孤独。但是有一天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来到病房，掩饰不住特别激动的神色，她避开政委的视线，匆匆忙忙地问道：

“喂，今天谁跳舞呀？”

她望着坦克手的床，她那张善良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大家感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了。病房里的人全神贯注着。

“葛沃兹捷夫中尉，你跳舞吧！瞧，您怎么啦？”

密列西耶夫看见葛沃兹捷夫震颤了一下，猛然转过身来，他的眼睛在绷带下一亮。但他立即忍住了，用颤抖的、竭力变得冷漠的语调说：

“弄错了吧。隔壁还躺着一位葛沃兹捷夫。”可是他的眼睛贪婪地，充满希望地盯着护士手里举得高高的，像旗子似的三个信封。

“不，是您的。您瞧呀：葛-米-葛沃兹捷夫中尉收，还有您瞧，四十二号病房。怎么样？”

一只缠满绷带的手急切地伸出被外，那只手颤抖着，直到中尉用牙齿迫不及待地咬开信封才停下来。说来事情很蹊跷。三个年轻的女朋友——同一所大学同一班级的女学生，用不同的字迹，不同的话语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她们得知英雄坦克手葛沃兹捷夫在莫斯科养伤，就决定与他建立通信联系。信中写道如果他这个中尉不嫌她们冒昧，那他是否可以给她们写信说说他的生活和健康情况呢？”其中有位姑娘，叫安纽塔的写道：她是否能对他有所帮助，他是否需要好的书籍，如果他需要什么，不要拘束，找她好了。

中尉一整天都在揣摸这些信，读着地址，研究着笔迹。当然，他是知道这类通信的性质的，他本人也曾经与一位素不相识的，和蔼可亲的妇人通过信。他在别人送他的节日礼品——皮手套的拇指套里发现了一张便条，于是开始了通信。后来他的女通信人寄来一张有滑稽题字的照片，照片上是位中年妇女，她的四个孩子簇拥在她的周围。通信自然而然地就中断了。可是现在是另一回事。使葛沃兹捷夫感到困惑和惊讶的是这些信件突如其来，也不知这些医学院的女大学生从哪儿一下就知道了他的战斗事迹。整个病房都感到莫名其妙，政委尤其如此。可是密列西耶夫同斯捷——伊万诺维奇和护士使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政委明白了，这是他干的好事。

不管事情如何，第二天一早葛沃兹捷夫就向政委要了纸张，自己解开手臂上的绷带就开始回信，一直写到晚上，涂涂改改，又揉成一团，扔掉，再重新给自己不相识的女通信者写回信。

有两个姑娘的通信自然中止了，唯有体贴的安纽塔开始顶替三个人写信。葛沃兹捷夫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所以现在病房里的人都知道医科三年级上什么功课，生物学是门多么吸引人的科学，有机化学是多么地枯燥乏味；教授的嗓音是多么地动人——他驾驭材料游刃有余，而某某讲师课上得多么没劲；在例行的大学生垦期日劳动日里他们往载物电车里抬了多少木柴，一边学习一边把医院往后撤是多么地麻烦；某个蠢蛋，只知死读书的女学生那么不受众人欢迎，竟还自命不凡。

葛沃兹捷夫非但开口说话，而且仿佛他的整个身心都舒展活跃了。他的身体也在迅速痊愈着。

库库什金取掉了夹板。斯捷——伊万诺维奇学习不用拐杖走路，并且能相当挺直地走了。如今他整天整天地在窗台上消磨时光，注视着“自由天地”里发生的事。只有政委和密列西耶夫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政委急剧衰弱下去。早晨他已经不能做操了。他的体内有一个不祥的黄色透明的肿块愈变愈大。双手很难弯曲，已经不能拿住铅笔和吃饭的汤勺了。

每天早晨助理护士给他洗脸、擦面，用汤匙喂他。不是剧烈的疼痛，而是他这种无力自强的状况压抑着他，使他失控发怒。不过即使这样他也从未灰心丧气。白天他那男低音依然富有朝气地嗡嗡响着，他依然贪婪地读着报纸上的新闻，依然继续学习德语。只不过要给他把书放在斯捷——伊万诺维奇专门设计的铁丝架上，那个老兵坐在旁边替他翻页。每天早晨，新报纸还没有送到，政委就急切地向护士打听收音机播送的新闻里战况如何，天气如何，莫斯科有什么消息。他左缠右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答应给他在床前接一个无线广播。

仿佛他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无力，他的精神愈来愈坚强有力。他依旧饶有趣味地阅读无数的来信，并且轮流口授给或是库库什金或是葛沃兹捷夫，让他们代替覆信。有一天密列西耶夫在治疗之后正打瞌睡，就被他那隆隆的男低音惊醒了。

“官僚？”他愤愤地叫道。铁丝架上放着一张发灰的师团报纸，这是他的一个朋友不顾“禁止外传”的禁令，定期给他寄来的。“在那里防御，简直是饭桶！克拉夫卓夫——是官僚？军中最好的兽医，是官僚？葛里沙，写呀，写呀，马上就写！”

于是他就向葛沃兹捷夫口授了一个愤慨的报告，呈交军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请求制止那帮不配责骂这个勤勉的好人的“记者们”的行为。让护士发出信后，他还把这帮“搬弄是非的家伙”骂了很久，骂个痛快。这些对事业充满热情的话竟出自一个无力在枕头上扭动头的人之口，听后真让人纳闷。

当天傍晚就出了大事。在静养的时辰，灯还没有开，病房角落的暮色开始越聚越浓。这时候斯捷——伊万诺维奇坐在窗台上，若有所思地看着河堤。河上正在凿冰。几个穿着帆布围裙的婆娘顺着黑洞洞的四方形的冰窟窿，用铁棍把冰敲成狭长的冰块，接着再敲一两下，敲成更细长的冰块，然后抛出钩杆钩住冰块，顺着木板把它从水中拉上来。冰块一排排放着。下面的冰块淡绿而透明，上面的冰块淡黄而易碎。从河边到凿冰点的路上一串串的木橇鱼贯而行。一个头戴风帽、身穿棉袄棉裤，腰间系了一根腰带，别着一把斧头的老头，牵着缰绳把马带到凿冰处。妇女们就用钩杆将冰块往木橇上拖。

经济务实的斯捷——伊万诺维奇判断她们是从集体农庄来此干活的，不过组织工作很乱，人太多，挤挤操操，互相妨碍。他那精打细算的脑袋里已经拟好了一个计划。他想象着每三人划为一组，每组的人数恰恰能让她们毫不费力地拖拉冰块。他想象着每个小组应有自己的作业区，付给她们的工钱不是笼统分发，而是按每组的冰块数来计酬。那位红扑扑的圆脸女人，他倒想劝她在小组中来个竞赛……他完全沉浸在自己务实的计划里了，以致竟没有及时发现有一匹马走得离凿冰处太近，忽然后腿一滑，落入水中。木橇支撑着，马浮在水面上，可是水流却把它往冰下拖。别着斧头的小老头在一旁不知所措，一会儿拉着木橇的横木，一会拽住马的缰绳。

“马要淹死啦！”斯捷——伊万诺维奇向整个病房大喊一声。

政委竭尽全力，脸色痛得发青，用肘支撑着坐起来，胸口顶着窗台，向玻璃窗探出身去。

“笨货！”他喃喃道，“怎么搞的，他不懂吗？轭带……砍断轭带呀，马自己会爬上来的……唉呀，牲口要完了！”

斯捷——伊万诺维奇吃力地爬上窗台。马在往下沉，浑浊的浪不时地，哗哗地淹没了它。可是它仍在绝望地挣扎着，跳出水面，开始用前蹄勾住冰块。

“快砍断轭带呀！”政委扯开嗓子大叫，似乎在河那边的老头能听见他的叫喊。

“噢，亲爱的，砍轭带呀！斧头在腰上，砍轭带呀，砍呀！”斯捷——伊万诺维奇用手做成话筒，把话传到街上。

小老头听见了这个仿佛从天轰然而降的劝告。他抽出斧头，三两下砍断了轭带。摆脱轭带的马一纵身跳到冰上，站在冰窟窿旁，重重地抖了一下光溜溜的两肋，然后又像狗一样抖落身上的水。

“这是干什么？”这时病房里响起声来。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敞着大褂，也没戴他平素一向戴的白手套，站在门旁。他不愿听任何辩解就开始狂暴地大骂，跺着脚。他发誓要把全病房的蠢货统统撵走，他一边骂着、喘着粗气，一边走了，似乎他没有理解所发生事情的含义。过了一会儿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走进病房，她神情沮丧，双眼也哭红了。她刚刚挨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狠狠一顿训斥。可是她一看见政委一动不动地瞪着眼睛躺着，枕在枕头上的脸发青，毫无血色，就立刻向他奔去。

晚上他的病情恶化了。给他注射了强心剂，给他吸氧，他还是好久没有清醒。可是一醒来，政委就努力向俯身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氧气袋的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微笑，并且开玩笑道：

“别担心，小护士，我即使到了地狱也会回来的，我要将那边女鬼除雀斑的药方给您带来呢。”

看着这个身材魁梧、力大无比的人那么顽强地与疾病进行艰苦的斗争，又一天天地虚弱下去时，大家心里真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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