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犹如后世一个最出名的理论一样，要验证一个政策是有利还是有害的，只要看看政策的制定、宣传、执行者是否遵守这个政策就一清二楚了。

所以后世的某党才会提出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率先遵守政策规定，因为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充分相信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就算政策效果未如理想，百姓们也知道这个政策起码不是存心坑害自己的，政府的公信力才不会丧失。

只要官员和百姓奉行一样的政策，就算百姓因为政策关系遭受到些许损失，也不会对政府失去信任，但如果像古时那个“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故事一样。

相传北宋时，有个州的太守名田登，为人专制蛮横，因为他名“登”，所以不许州内的百姓在谈话时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字同音的字。

于是，只要是与“登”字同音的，都要其它字来代替。谁要是触犯了他这个忌讳，便要被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判刑。不少吏卒因为说到与“登”同音的字，都遭到鞭打。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到来。依照以往的惯例，州城里都要放三天焰火，点三天花灯表示庆祝。州府衙门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灯。

可是这次，却让出告示的官员感到左右为难。怎么写呢？用上“灯”字，要触犯太守；不用“灯”字，意思又表达不明白。想了好久，写告示的小官员只能把“灯”字改成“火”字。这样，告示上就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三日”。告示贴出后，老百姓看了都惊吵喧闹起来。尤其是一些外地来的客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火呢！大家纷纷收拾行李，争着离开这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登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这次看了官府贴出的这张告示，更是气愤万分，忿忿地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

官员享受特权，百姓连基本权利都不能保证，那么社会自然不稳，百姓对政府自是缺乏信任，长此下去，就是历史上诸多的“官逼民反”。

故此，历朝历代的百姓，或许对何谓“善法”各执一词，但是对什么是“恶法”却是有着惊人的共识，那就是“民不聊生”、“食不果腹”。

只要出现了这两种情况，就算朝堂之上的大臣再忠诚正直，皇帝再勤勉爱民，都会被天下百姓称为“无道暴虐”，都是矢志推翻的事物。

所以尽管后世对王安石其人其事给予了相当不俗的评价，甚至有些人对王安石赞誉有加，但是由于王安石变法的的确确使得不少家庭支离破碎，家人流离失所，甚至不少人宁愿自残以躲避其法。

是故当世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时人对王安石的评价都不算太高，毕竟在当时和后世有着庞大影响力的司马光、苏轼、秦观等人，都是站在他的对立面上的。

王安石的变法非但没有达到宋朝中兴的目的，反而大大缩短了宋朝的国祚，为宋朝的灭亡埋下了重重隐忧，北宋只维持了短短一百多年就亡国了。

自此之后的朝代，对变法一事都是慎之又慎，明朝的“万历中兴”（也就是张居正改革）是由于朝廷财政拮据，快要揭不开锅了（国库存银只够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只够京城驻军日常两年余之用，一旦有战争就出大问题了。）才逼不得已搞的。

而清朝的“百日维新”更是在外国“船坚炮利”的威胁之下，再不图变就是亡国灭种的下场，于是才有皇帝亲自下场带领变法的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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