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之法，由于执行之法纰漏频出，最终法随人息，王安石变法也被后世诸多人等认为是于国无益，反而是加速宋朝灭亡的推手之一。

这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彻底激化了变法派与保守派的矛盾，使得“新旧党争”成为了宋朝的一个政治困局，每有新皇即位，便会引起一轮党争，宋哲宗即位如是，宋徽宗即位亦如是，直至宋朝灭亡。

而宋朝的变法派和保守派也有了各自的专用称呼，变法派被称为“元丰党人”，保守派被称为“元祐党人”，其中的党争循环大概是这样的：每次新皇即位，都由太后垂帘听政，宋朝的太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喜欢用“元祐党人”执政（女人天生是保守派？）。

到了皇帝亲政之后，大概是出于独立自主的心理，都会完全跟之前的太后反其道而行之，大肆起用“元丰党人”（“元祐党人”和“元丰党人”两个名称，其实也与王安石极有关系，王安石是在元祐元年四月去世的，元祐之前的年号就是元丰，故此这两个名称应该是以王安石的去世时间为分界点的。）。

其中宋徽宗年间这种情况尤为显著，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元佑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

宋徽宗执政第二年（1102年），改年号为崇宁，就是崇奉熙宁新政的意思，崇宁元年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随后宋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佑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

蔡京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崇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之“元佑党人碑”。

凡在“元佑党人碑”上之人，子孙俱驱逐出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后来蔡京更是变本加厉，将章敦、曾布等一些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变法派也列入“元祐党人”名单中，使“元祐党人”增为三百零九人。

蔡京甚至蛊惑宋徽宗，将“元佑党人碑”发各州县，命各州县仿京师立碑“扬恶”，使得全天下得知，让司马光、苏轼等人蒙上污名。

最后蔡京更是丧心病狂，为了彻底消除守旧派的影响，向宋徽宗进言说元祐党人中诗文流传民间者不在少数，恐怕这些诗文会对百姓产生坏影响，于绍述先圣（宋神宗和宋哲宗变法）不利。

宋徽宗听信蔡京所言，下诏将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文莹《湘山野录》等书籍的刻版，悉行焚毁。

幸好民间尚有不少人将这些文集、书籍私下收藏保留，不然像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此豪壮瑰丽的《浪淘沙》以及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如此婉约感伤的《鹊桥仙》，就会与后人无缘了，肯定是华夏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说起来，苏东坡“一门三学士”（苏轼、其父苏洵、其弟苏澈都是唐宋八大家）以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曾学于苏轼门下，各有所长）都名列“元佑党人碑”上，可见当时苏轼的影响力真的是非比寻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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