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九月，唐高祖命河间王李孝恭等人率唐军自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沿江东下，进攻割据于江陵（今湖北荆沙）的萧铣。萧铣是后梁宣帝的曾孙，隋炀帝时为罗县（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他乘农民起义之机，割据一方，自称梁王，次年，又称皇帝，以江陵为中心，逐步发展力量，以至“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
萧铣听到唐兵压境的消息，大为恐慌，仓猝迎战。唐将李靖把所得舰只弃而不用、尽散江中，顺水而下，萧铣所调援军见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为江陵已破，不敢前进。于是，唐军集中力量围攻江陵。萧铣看到大势已去，遂下令开门出降。至此，长江中游与岭南一带也全为唐所统一了。
武德七年（24），唐军镇压了辅公祏起义，统一了长江下游。这时，除了仍然割据于朔方（郡治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的梁师都（贞观二年被统一）以外，全国又复统一起来了。
附表隋世系表（一）文帝杨坚——（二）炀帝杨广（58—04）（04—8）
《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七章强大的封建国家（武德、贞观到开元）
唐朝建立后，自武德元年（8）到开元二十九年（74）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间，是封建国家的巩固、发展、富强阶段。这时的唐朝，政治上强大，经济上繁荣，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节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唐高祖拨乱反正武德年间（8—2），当隋末战乱之后，一方面需要统一全国，一方面又需要恢复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生产，以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唐高祖正是这样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又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恢复或新建各种制度，巩固唐朝政权的。武德年间的各种措施，为后来“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中断了正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沉重的徭役负担，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生产无法继续下去，正在走向富强繁荣的形势急转直下。唐高祖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临拨乱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纠正了秦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汉初的繁荣景象；他要“拨乱反正”，纠正隋的错误，使唐朝富强。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2可见，唐高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既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备了条件。
当时的“拨乱反正”，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尽管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足的枷锁，但由于人们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所以，唐高祖恢复发展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
武德二年（9），唐高祖初定租、庸、调法，规定在限额之外，“不得横有调敛”3。显然，这有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的意思。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唐高祖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以利于政权的巩固，遂于武德七年（24），实行均田制。所实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因历史的前进出现了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二十亩，夫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倍于单丁。由于单丁受田一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一半赋税，从而就出现了许多人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过奴婢与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这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由此《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
2《册府元龟》卷三四五《将帅部·佐命六》。
3《资治通鉴》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领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铸钱大量出现，劣币盛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万才满半斛”。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2）下诏铸“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汉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为“通宝”、“元宝”。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可见《唐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进一步修定为五百零二条2卷的《唐律》。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成为《唐律疏议》。这种国家法典，有唐一代，没有大的变化。
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寺、监是分别管理朝廷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都是“京职事官”，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这种官制，后来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代逐步完善起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
府兵制度，从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在武德初年又将其恢复起来。贞观十年（3），唐太宗又在全国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仅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难看出，唐初设置军府，是以关中为重点的。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这说明唐朝廷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以上各种制度，在武德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唐政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发挥了积极作用。
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恢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能够在可以忍受的剥削奴役下继续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这种社会秩序巩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富强繁荣起来。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借鉴。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2贞观六年（32），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2“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3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通典》卷二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2《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2《帝范·君体篇》。
3《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4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5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7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27），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28），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类似此例颇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李渊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战功较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一个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最初，是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倾轧，争取李渊的信任与，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就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2）六月四日，秦王有预谋地安排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来时，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建成、元吉被杀，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秦王兵激战失败。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统一战争中敌对势力的成员与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唐太宗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贞观元年（27），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他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正是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广其德于天下。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4《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六《俭约》。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3。另外，当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学士都是唐太宗的亲信。但是，在他刚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武德九年（2）九月，就另设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4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骁武之士”，后“东南儒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没有亲疏之别。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再者，他对各种类型的人才还善于因材使用，并不求全责备。他说“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他还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对人各取其长，当然可使各类人都发挥作用。
纳谏，是唐太宗从另一方面笼络人才的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魏徵在隋末参加过瓦岗军，投唐后又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唐太宗的敌对力量。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魏徵视唐太宗为“知己之主”，“知无不言”，前后共谏两百余事，使唐太宗非常满意。魏徵死后，唐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3另如，唐太宗与裴矩也是这样。裴矩佐隋炀帝时虽居高位，却“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4。投唐以后，则一反常态，对唐太宗的所作所为，他不同意的，敢于直言不讳的批评，极力劝阻，从而颇受唐太宗的赞赏。这都说明，纳谏是皇帝发挥臣僚作用、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难怪司马光说“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5看来，君臣关系的改变关键在于君。唐太宗在这方面是有所认识的。
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兵压境，甚至进兵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十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东突厥，俘获颉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4《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
《帝范·审官篇》。
2《论语·八佾》。
3《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4《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利可汗。贞观八年（34），又遣大军进攻吐谷浑，获取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另外，还对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总的看来，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突厥后，对隋末没于突厥的内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赎之，凡得男女八万口。贞观四年（30），“四夷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2。贞观二十一年（47），诸酋长自称“唐民”，要求“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3。唐太宗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贞观七年（33），唐高祖也曾于故汉未央宫置酒，命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4这种和谐的气氛，正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胜利。贞观二十一年（47），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过了古人，关键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民族关系，才出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友好范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2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大概这是唐太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从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各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民族关系的改善，使贞观初年的人口稀少，灾情严重，粮价昂贵，百姓东西逐食的情况大大改观。政治上，“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社会秩序方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经济方面，“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些“古昔未有”3的现象，正是“贞观之治”的具体反映。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3《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4《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第二节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继续发展贞观遗风与改立皇后贞观二十三年（49），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李治是太宗第九子。贞观十七年（43），太子李承乾被废，文德皇后之兄长孙无忌竭力称赞晋王李治“仁孝”，太宗遂立其为太子。高宗即位以后，颇有所作为，非常重视解决民的问题。他曾召朝集使道“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还“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另外，他还注意纳谏，不计较进谏者的言辞是否妥当。永徽五年（54）十月，雇雍州四万多人筑长安外郭城，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谏道“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认为薛景宣出言不逊，请高宗杀之。高宗则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2遂不加追究。这种豁达大度的作风，必然有利于下情上达，便于处理政事。
唐太宗虽然是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但在晚年也像秦始皇等人一样，有面临末日之感，总想求取长生不死药，妄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48），王玄策出使印度回来，带一方士名娑婆寐，娑婆寐自称有长生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数，使合长生药”。同时，还派人到处寻求制药的原料。由于药未制成，方士被放还。高宗即位后，娑婆寐又来长安，年轻的李治根本不相信他的奇谈怪论，命他回去。当王玄策又极力推荐的时候，高宗果断地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敝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又进一步提供证据道这个方士再来的时候，“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后来，娑婆寐死于长安，证实长生不死是荒唐的梦想。在这个问题上，高宗与太宗截然不同。他没有太宗晚年那种悲观情绪，而是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充分体现了一个年轻皇帝颇有朝气的精神面貌。
高宗很有作为，还表现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本来，废立皇后是皇帝的私事，但皇后的地位不仅与皇后本人直接相关，而且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背景，从而使废立皇后的问题成为政治斗争。
废立皇后的问题是因武则天引起的。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其父武士彟是木材商人，曾帮助李渊从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于是，就从富商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也是开国功臣。武士彟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先娶相里氏，生了两个儿子；后娶杨氏，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就是杨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
贞观十一年（37），当武则天十四岁时，被太宗召入宫中，立为才人。
太宗去世，她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李治为太子时，曾和武则天有过接触。李治做了皇帝，王皇后将她接到宫中。
武则天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二年。
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高宗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
在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长孙无忌是开国功臣，又是太宗长孙皇后之兄，高宗的舅父。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地位被立为太子，长孙无忌起了关键作用。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同时又谓高宗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2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
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永徽六年（55）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显庆三年（58），褚遂良死于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显庆四年（59）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武则天执政显庆五年（0）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
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地位并不满足，她还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
在排除异己方面，除了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外，还积极高宗打击元老派。后来，宰相上官仪认为武则天干预政事，请求高宗废之。当她知道此事后，立即使许敬宗陷害上官仪，致使上官仪死于狱中。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抓紧培植私人势力，笼络人才，组织自己的力量。她建议高宗设置北门学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措施。
北门学士的任务，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与各种表疏。设置北门学士的目的，是削弱宰相的权力。由于北门学士直接参与国家重要政事，武则天掌握他们就更有利于自己参与政事。另外，武则天还根据政治的需要安排北门学士为其编撰必要的书文。元百顷、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都是北门学士的重要成员。他们先后编撰了《列女传》、《臣规》、《百僚新诫》、《乐书》等一千多卷。武则天编撰书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例如，武则天对太子李贤不满，遂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少阳指太子居住的东宫）及《孝子传》以赐太子。李贤接受这种必读之物，惶恐不安，可见，北门学士所撰的书文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北门学士是武则天的政治助手。
北门学士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他们为了避免与南衙发生冲突，而从北门出入。“南衙”是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所在地，武则天于朝廷之外另立办事中心，当然是与宰相分庭抗礼。
武则天为了取得政权，还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74），她向高宗提出十二条建议劝农桑，薄赋徭；（2）给复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皆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这十二条建议，涉及范围很广，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关系。高宗曾下诏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不过，从其建议内容看，武则天确有相当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实现她的建议，有利于发展经济，争取民心，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是肯定的。
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弘道元年（83）十二月，高宗病死，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则天定夺，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听其母亲的摆布，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此事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同时，武则天又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84），命其异母兄之子武承嗣为礼部尚书，很快又为宰相。武承嗣请求立武氏七庙，武则天立即同意。这些事实，说明武则天要进行改朝换代了。
武则天随意废立皇帝，欲改朝换代，既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水火不容，又直接威胁李氏家族的地位。这样一来，势必引起一些人公开反对武则天。首先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李（徐）敬业。李敬业是李（徐）勣孙，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刺史，后被武则天贬为柳州（治所在今广西柳州）司马。其弟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令李敬猷也被免官。另外，还有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也都遭贬官处分。光宅元年（84），这些人会集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遂取而代之。李敬业自称匡《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很快聚集十余万人，发布檄文，公开讨伐武则天。
骆宾王起草的檄文，脍炙人口，很有文采。该文指责武则天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说“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则天看了这篇檄文，也赞不绝口，认为文章精采。当她知道这是骆宾王所为时，感叹地说“宰相之过。安失此人？”看来，武则天确有政治家的风度，她对敌对势力的人才，不是嫉妒，贬低，而是称赞，并为未能得到他而深感惋惜。
李敬业起兵，武则天当然不能容忍，况且，扬州是交通枢纽，经济意义非常重要，于是，立即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大总管，率军三十万，镇压李敬业。同时，又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复姓徐氏。
李敬业起兵后，由于其内部意见不一，不能抓紧有利时机，主动进攻，而是在李孝逸军逼近时才被迫应战，结果，李敬业全军溃败，自己也在逃跑中被杀。这场反对武则天的战争，不到五十天就很快结束了。
第二次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唐宗室诸王。
垂拱四年（88）四月，武承嗣为了迎合武则天想做皇帝的需要，使人献上一块白石，上凿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武则天欣喜万分，命白石曰“宝图”。后又自加尊号“圣母神皇”。这就更接近于皇帝的称号了。
武则天得寸进尺，使唐宗室感到岌岌可危。他们于七月开始酝酿起兵反对武则天。参与这次反武斗争的有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贞（太宗第八子）、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刺史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刺史霍王李元轨（高祖第十四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刺史鲁王李灵夔（高祖第十九子）、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刺史黄公李譔（元嘉子）、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绪（元轨子）、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刺史琅邪王李冲（李贞子）等。八月，琅邪王李冲开始募兵，同时，分别通知韩王元嘉、霍王元轨、鲁王灵夔、越王贞等，立即起兵，共趋神都。武则天针锋相对，速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统兵进讨。
李冲募兵五千人，先攻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南），武本县令闭门拒守，李冲力攻不下，七日而败。李贞于豫州举兵响应李冲，武则天派兵十万前往镇压，李贞仅有数千人，也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
本来，诸王相约起兵，共同行动。但尚未准备充分，约定发动日期，李冲即仓猝起兵，只有李贞响应，其他诸王均未发兵，故而声势不大，力量不强，致使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接着，武则天又迫使李元嘉、李灵夔、李譔、常乐公主（高祖女）等自杀，其亲党皆受牵连而死。李元轨被贬黔州，于途中死去。武则天为改朝换代进一步削弱了阻力，减少了障碍。以后，又陆续有宗室诸王多人以各种罪名被杀。仅天授元年（90）八月，一次就杀唐宗室十二人，同时又鞭杀李贤二子，唐宗室尚存的一些幼弱都流岭南，还诛其亲党数百家。不难看出，武则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已是指日可待了。
《旧唐书》卷六七《李敬业传》。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垂拱四年。
武周皇朝天授元年（90）九月，侍御史傅游艺联合九百余人上表，请求改唐为周。接着，又有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上表傅游艺的请求，睿宗也自请赐姓武氏。武则天认为时机已到，条件成熟，遂改唐为周。自己又加尊号称“圣神皇帝”，把睿宗改称皇嗣，赐其姓武。又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武则天开创先例，成为女皇帝了。
封建社会的帝位继承制度，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既是武则天称帝的思想障碍，也是政治上的强大阻力。要改变旧的制度，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所以，武则天除了武力镇压公开的敌对势力以外，还需要从政治上打击反对者。她为了防止有人暗中密谋造反，非常重视告密。特别是镇压了徐敬业以后，她十分清楚唐宗室与一些大臣对她掌权进而称帝心中不服，怀疑时刻会有人暗算她，故而大开告密之门。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不论是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对告密满意者，加官褒奖；无事实根据者不加追究。这样一来，四方告密者蜂起，许多官员提心吊胆，感到朝不保夕。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都是因告密而得到武则天重用的。
提倡告密，重用酷吏，固然起了巩固武氏政权的作用；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使一些官吏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有一宰相名娄师德，当其弟赴任代州刺史时，他告诫其弟说为了保持荣宠富贵，即使有人“唾汝面”，也“当笑而受之”。还有一个苏味道，当宰相数年，“依阿取容”，办事不明确表示意见，总是模棱两可，被人称为“苏模棱”。2宰相们逃避政治斗争的态度，正说明武则天时期笼罩着恐怖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敌对力量。
本来，武则天做皇帝就是困难重重，做了皇帝，人们还视她为武氏之女，李氏之妇，所以，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样，视夫族为外戚，按照武氏世系传授帝位。为了减少这方面的压力，她把政治中心由长安迁到洛阳，从高宗死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里，仅有两年住在长安，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并把东都改为神都。实际上这是另起炉灶，企图削弱李氏的影响。但在夫权思想的束缚下，她不能像刘邦代秦，李渊代隋那样，与前一皇朝彻底决裂，更不能把前代皇帝当作反面人物，以此说明改朝换代是合理的。因而，她只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级地爬上皇帝的宝座，而且与李氏皇族藕断丝连，不能彻底否定唐朝。她虽然在洛阳立了武氏七庙，但并没有改变长安唐太庙的地位。武则天以周代唐，是不能与历史上的其他改朝换代相提并论的。
外来的压力，女皇帝本身的弱点，都决定武周政权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武则天晚年，不断有人劝她传位于儿子，她都犹豫不决。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狐假虎威，独断专行。反对派既不能以和平方式使中宗复位，就只有采取暴力手段了。参与宫廷政变的主要成员，有宰相张柬之、崔玄■，司刑少卿桓彦范、袁恕己，中台右丞敬晖。这些人经过密谋策划，拥兵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传位于中宗。中宗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复国号曰“唐”，改神都为东都，《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圣历元年。
短暂的武周政权寿终正寝了。
从高宗即位到武周政权结束，共五十六年，在这段时期里，统治集团内部虽然矛盾重重，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武德、贞观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唐朝仍然沿着富强的道路前进。这与高宗、武则天的各项措施密切相关。高宗颇有作为，但由于他实际执政时间不长，所以，武则天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武则天开创了妇女称帝的先例，在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里，必然碰到强大的敌对势力。这就决定当时的政治斗争必然通过这一问题反映出来。武则天的各项措施也都无不与此有关。
武则天在政治上的主要倾向，就是打击反对她执政的元老派与门阀地主。所谓元老派，就是对建立唐朝有功的旧贵族，他们是西魏、北周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关陇集团。这股势力，既区别于东汉以来的士族门阀地主，同时，两者也有一致之处。例如，唐太宗刚做了皇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奏道“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看来，唐太宗是以关中人自居的。贞观十二年（38），他为了反对“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不与别人通婚，遂命高士廉等人修《氏族志》，以抬高自己的门第。唐太宗既反对旧的门第观念，又树立新的门第观念，正是关陇贵族与旧士族有区别又一致的标志。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指责武则天不是天下“令族”，骆宾王斥武则天“地实寒微”，都说明旧的士族门阀地主与关陇贵族都是武则天的敌对势力。
武则天为了对抗敌对势力，发展科举制度，开创了“殿试”。皇帝可以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还开创了武举，选拔军人；新办自举，招求贤人。尽管也有一些滥竽充数者，但还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方便，收罗了不少人才。有人认为“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2这种评论，颇有见地。武则天通过各种途径确实选用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都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许敬宗等人因《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而请求改为《姓氏录》，也是为了讨好武则天，其目的也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这一切说明，武则天一方面尽力打击门阀地主以及元老派，另一方面又促使庶族地主势力的增长。这种总的政治倾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靠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比靠门第或先辈的权势地位走上仕途者，更了解社会的实际，能够更有效地提出政治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武则天的各项措施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当然，武则天也没有彻底抛开门第观念，修《姓氏录》就是为了抬高武氏的门第。正因为如此，过高地估价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也是不适当的。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第三节开元时期的繁荣盛况平息宫廷政变中宗重新即位以后，政治上毫无抱负，武则天虽然退位，国号也以唐代周，但武氏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政权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由于中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他的皇后韦氏就乘机参与政事，妄图效法武则天，独掌政权。武三思（武则天侄）与韦后，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结成武韦集团。韦后嫁女安乐公主于武三思子武崇训。安乐公主也颇有政治野心，于是，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狼狈为奸，千方百计想左右政局。
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让位的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虽然暂时掌权，但由于武韦集团对他们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张柬之等人多次劝中宗消灭武氏势力，中宗都置若罔闻。反之，武三思、韦后诬称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中宗却相信不疑。他按照武三思的意见，表面上封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为博陵王，以示对其尊宠，实际上解除了张柬之、袁恕己的宰相和其他人的职务。武三思、韦后为了争取民心，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表建议天下士庶为出母（被父休弃的生母）服丧三年，百姓年二十三岁为丁（原二十一岁成丁），五十九岁免役（原六十岁免役）。中宗都表示赞成。不久，武三思又促使中宗把张柬之等五王贬出京师，到外地去做刺史。神龙二年（70）五月，武三思又使人诬告五王参与了驸马都尉王同皎谋害武三思的活动，于是，朗州刺史敬晖被贬为崖州司马，亳州刺史桓彦范被贬为泷州司马，襄州刺史张柬之被贬为新州司马，郢州刺史袁恕己被贬为白州司马。七月，武三思又陷害五王欲废韦后，与安乐公主内外配合，加罪于五王，中宗又流五王于岭南。接着，武三思又派人赴岭南，杀害五王。这时，张柬之、崔玄■已死，桓彦范、袁恕己、敬晖被杀。
武三思除掉五王，更加肆无忌惮，他得意忘形地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安乐公主也更为恃宠骄恣，甚至卖官鬻狱。因为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等，都经常凌辱太子，甚至呼其为“奴”。安乐公主竟然要求废皇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当然愤愤不平。
景龙元年（707）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同党十余人。由于兵力不强，很快失败，李多祚被杀，太子走终南山，最后为左右所杀。
太子的失败，韦后、安乐公主更为骄横。安乐公主又嫁武延秀（武承嗣子），他们互相勾结，卖官鬻爵，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安乐公主要把昆明池据为己有，中宗不允，她又另夺民田作定昆池，方49里。安乐公主的一条裙子，值钱一亿。针对这些情况，中宗不仅未表示反对，反而还加以纵容。如安乐公主常派人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把掠民为奴婢者逮捕入狱，安乐公主上奏中宗，中宗竟下敕释放。更为甚者，安乐公主还自为《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二年。
制敕，掩其文要中宗签字，中宗也笑而从之。尽管中宗如此昏庸无能，还不能满足韦后临朝执政，安乐公主欲做皇太女的要求。于是，景云元年（70）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密谋策划，毒死中宗。
由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的干预，韦后与安乐公主的目的仍未达到。
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为太子，后即皇帝位（殇帝），尊韦后为皇太后。武韦集团并不甘心，中书令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等，力促韦后效法武则天，谋害殇帝，另立国号，但他们又惧怕太平公主与相王（即睿宗，中宗复位后被封为相王）从中阻挠，故不敢轻举妄动。
实际上真正对韦武集团构成威胁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颇有胆识，很有作为，在统治集团内部的频繁变乱中，他暗聚才勇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他乘中宗被害，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之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殇帝让位于相王，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在消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睿宗懦弱无能，无力处理这些矛盾，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坚持己见，终于让位。景云三年（72）八月，太子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实行改革，促成开元盛世太平公主结党营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阴谋废玄宗。先天二年（73）七月，玄宗尽杀太平公主同党，赐太平公主死于家中。十二月改元开元。至此，武周以来的多次宫廷政变暂时结束，开始了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阶段。
开元年间（73—74），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发展了唐朝政权。
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很重视阅读史书。他说“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2由于史书“事关理道”，所以，他认真阅读，但因为有些地方不易读懂，遂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储无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读。显然，这是继承了太宗“以古为镜”的传统。
玄宗还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开元二年（74）七月，他针对当时的“风俗奢靡”下诏曰“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同时，“罢两京织锦坊。”3九月，又下诏禁止厚葬。他认为厚葬“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既竭家产，多至凋敝”。于是，他明确规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自我拯救全文阅读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2《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得以金银为饰。”这种风气，虽然是有始无终，坚持时间不久，但至少反映了开元初年玄宗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开元二十二年（734），他还亲自在苑中种麦，并和太子等人都参加收割。同时还对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接着又对侍臣道“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2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穑之不易，还要了解农民生产的实际情况，正反映了他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开元年间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政治上为了励精图治，重用贤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后人多把姚、宋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社（如晦）相提并论，说明他们在开元年间起过重要作用。姚崇建议“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3等，从刑法、用人、赋税等十个方面整顿政治，玄宗全部采纳。宋璟为宰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4他还建议恢复贞观年间史官公开记事的制度。贞观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随同，记录所奏内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随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实。高宗以后，许敬宗、李义府专权，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准史官记录其所奏内容。玄宗重视宋璟的意见，恢复了这种制度。政事的相对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抑制政治的作用。姚宋两人还能互相配合。司马光说“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两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们，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开元四年（7），有人认为，当年的官吏选拔太滥，县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有45人不合格被罢官。淘汰无能的官吏，必然加强政权的作用。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他认为“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2，遂改东都的集仙殿为集贤殿，表示他有重视贤才的求实精神。
其次，玄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开元三年（75）到四年（7），山东发生蝗虫灾害，广大农民无可奈何，只得“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姚崇积极主张捕杀，但有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姚崇坚决反对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的悲观论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见，派人详察各地捕蝗的情况，结果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3。
开元年间，还多次兴修农田水利，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74），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开元四年（7）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顷。开元中，《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2《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四年。
彭山（今四川彭山）开通济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顷。开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余顷。再者，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朝廷集权，还改变食实封的制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贵族，封户的租调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户。中宗以后，受封者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的受封者多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遍及五十四州，安乐公主食封四千户，长宁公主三千五百户。睿宗时太平公主食封一万户。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敲榨封户，使封户增加许多额外负担。玄宗改变旧制，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额领取。这样，既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少了封家对封户的许多苛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开元年间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有很大发展，唐代更为盛行，武则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滥。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多削发为僧尼，一些贵族官僚为了从中取利，也争营佛寺。“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2开元二年（7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伪妄僧尼还俗者一万二千多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实际上也提高了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兵制的改革，也有很大影响。随着均田制度的破坏，府兵制度已难以维持。一方面是农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面是府兵不按时更番，久征不还者难以自备资粮，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逃避兵役的斗争日益高涨，“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玄宗接受张说建议，在开元十年（722）募兵十三万，充当朝廷的宿卫（后称■骑）；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边防的需要，“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2。朝廷供给衣粮，长期戍边。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来的边兵。从此，强制征发的府兵制演变为募兵制。兵农分离的募兵制，有利于农民安心农业生产。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使唐朝进入了富强繁荣时期。
当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3这些情况，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说明杜甫在《忆昔》诗中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并非诗人无中生有。由于经济的繁荣，人口也大量增加。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户数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数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较唐初甚至武则天时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新唐书》卷三九、四○、四二《地理志》三、四、六。
2《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2《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3《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开元二十五年（737），由于“岁稔谷贱伤农”，玄宗命提高粮价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东都一带购粮，两地各得数百万斛。于是，停运当年江、淮之租。同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东幸”。另外，还下诏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与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京师出现不依靠关东粮食的局面是难能可贵的，各地粮食都留输本州，说明国家的粮仓存粮已满。天宝八年（749），全国各地存粮共有九千六百零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2，各地“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国用丰衍”3的情况，正是以开元年间的生产发展为基础的。由于经济的繁荣，国力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有所缓和，故而政权稳定。开元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代。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2《通典》卷十二。
3《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第八章唐中叶的变乱（天宝到元和）
唐中叶，自玄宗天宝元年（742）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里，是唐朝从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这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削弱了朝廷集权，形成了藩镇割据。在朝廷与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一节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边兵尾大不掉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玄宗骄奢淫逸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2。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淫逸，挥霍无度。
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2。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2。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资。这完全符合事实。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凫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3于是，他更加骄奢淫逸，擅权弄法了。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3《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杨国忠传·史臣曰》。
第二节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唐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这时，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使杨国忠颇感不安。于是，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为杂种胡人，由于他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当杨国忠在想方设法除掉他时，他也针锋相对，准备造反。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禄山客人李超杀之。安禄山子安庆宗因尚荣阳郡主在京师为太仆卿，他将京师情况密报其父，更加速了安禄山造反的准备。天宝十四载（755）六月、七月，玄宗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禄山伪称“奉命讨伐杨国忠”，率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造反于范阳。
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4。这些事实，迫使玄宗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赴洛阳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万人，又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加强洛阳的守备。同时，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征讨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准备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军进至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两京陷落安禄山自灵昌（今河南卫辉东）渡过黄河，攻陷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继又攻下荥阳（今河南荥阳）。封常清在东都所招募的军队，未经训练，在武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一战，溃败退回洛阳，在洛阳又遭失败，安禄山进占唐东京。高仙芝帅众至陕州，看到叛军来势迅猛，遂退守潼关。安禄山占据洛阳后，打算称帝，暂缓向西进兵，玄宗才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唐朝廷本来应该整顿军备，加强潼关的防御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却适得其反。
封常清从洛阳退至潼关，高仙芝从陕州退至潼关。这是两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太差的结果。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却认为，封常清以叛军的声势动摇军心，高仙芝不仅放弃潼关以东数百里的土地，还盗减军士粮饷。玄宗相信边令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关。其实，封常清三次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由此可见，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是战局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
当安禄山帅军南进的时候，他的后方也发生了危机。平原太守颜真卿在4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985年版，第25页。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常山太守颜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奉命东征，静边军（驻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东），打通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这时，颜真卿联络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还声言朔方军即将进驻河北，“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这些情况，必然是安禄山的后顾之忧。
至德元年（75）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这时，在饶阳（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带的叛军将领史思明，为了改变对叛军的不利形势，攻陷常山，颜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一万多人，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攻下常山。已经离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来，企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不分胜负。后因郭子仪援助李光弼，在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大败史思明；继又战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内），叛军全线溃败，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军守将而降唐。这时，郭子仪曾建议北取范阳，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至德元年（75）六月，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遂命哥舒翰出关东进。叛军将领崔乾祐于灵宝（今河南灵宝东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险要之处，另以老弱兵引诱唐军东进。结果唐军中伏大败，哥舒翰投降叛军，叛军夺关西进，长安危急万分。
玄宗无可奈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卫队，离京逃命。在玄宗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礼等乘机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虢国夫人虽已远走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也被追上斩首。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
平定叛乱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仪率部从洛交进攻冯翊县，继又攻取河东。
唐军既达关中，肃宗也移住凤翔。四月，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讨伐叛军。叛军到了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提供了机会。
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之众，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这时，洛阳的叛军统治集团因争权夺利，安禄山已被杀死，其子安庆绪继位称帝。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唐军继续东进的时候，安庆绪放弃洛阳，北走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动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进攻安庆绪。
在这些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的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九节度使围邺，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只老鼠可卖四千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致使史思明能够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援邺。史思明截劫自江、淮与汾、晋运粮的舟车，断绝唐军的粮源。同时，又不断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袭击唐军，使其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军展开激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一场混战，双方均遭重大损失。叛军内部又起内哄，史思明杀安庆绪，引兵还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唐军九节度使各自退回，郭子仪被命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后因鱼朝恩嫁罪于人，把邺郡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致使肃宗召郭子仪还京，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驻守东京。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阳。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归仁西攻陕州，被唐军击破。上元二年（7）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关，受阻后退回永宁（今河南洛宁）。这时，叛军内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利用一些将领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杀史思明，自己继位称帝。同时，又派人到范阳杀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异母弟史朝清，还杀了持不同政见者数十人。这种自相残杀，引起大规模的内哄，致使数月之内，范阳有数千人为此而死。
宝应元年（7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继续平定叛军。唐军东进，很快攻下洛阳。帮助唐军平定叛乱的回纥兵到了东都，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多日不息。宦官鱼朝恩统率的神策军也把东京、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一带视为贼境，任意掳掠。致使这些地方“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唐军追至昌乐，又打败史朝义。于是，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唐，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赐张忠志姓李，名宝臣，并命其为成德节度使，仍统原来五州之地。广德元年（73）正月，史朝义败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南），其部将田承嗣赶走史朝义，自己降唐。史朝义又走范阳，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部众看到大势已去，都纷纷离去。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怀仙又穷追不舍，史朝义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至此，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年。
第三节藩镇林立与朝廷集权的削弱藩镇林立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最后，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由此可见，唐朝廷的存在，离不开地方势力的。但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肃宗、代宗等人总是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既利用一些节度使平定叛乱，又不相信他们。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是功绩卓著的。但肃宗、代宗都对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肃宗调动九节度使的兵力围攻安庆绪，郭子仪也在其中，肃宗命宦官鱼朝恩总揽全局，不任命郭子仪为主帅。战后，又相信鱼朝恩对郭子仪的诬陷，免其军职。后来，党项等羌人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郭子仪的盛名，命其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又不准其离开京师，使其有名无实。宝应元年（72），住绛州的朔方军发生兵变，主帅李国贞被杀，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出镇绛州。郭子仪解决了粮饷问题，整顿了军纪，稳定了军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去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元帅是皇子，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副元帅。最初的副元帅是郭子仪，代替郭子仪的是李光弼，后来是仆固怀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后，肃宗相信鱼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势下反攻洛阳，结果兵败，只得辞职。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部下大将，因其战功卓著继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因受代宗猜疑在驻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敢进京，后被迫叛唐，兵败病死。这些为唐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的节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对其他节度使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对这些节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笼络的政策。这样一来，在安史之乱中新设置的节度使以及安史旧部，就都成为拥有一定实力的藩镇了。
朝廷集权削弱在这些藩镇中，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昭义节度使薛嵩，都是安史旧部。当史朝义最后失败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怕平叛结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视，朝廷也因战争持久而感疲惫，同时，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胁，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故而对安史旧部采用笼络手段，使其仍为节度使。这些藩镇，“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摩而已”。还有一些藩镇，他们有时倾向于朝廷，帮助唐廷讨伐叛乱的藩镇，有时也和朝廷对抗。总之，各地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唐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权。所以史家认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所谓“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对藩镇无能为力的表现。
朝廷集权的削弱，不仅使唐皇朝无力控制地方，同时也失去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安史之乱开始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大量内调，吐蕃乘机发展势力，致使西北数十州之地相继沦没。广德元年（73）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边将告急的事报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过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又攻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北），京师震骇，代宗才命其子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这时京师无兵可发，郭子仪赴咸阳仅带二十骑，面对吐蕃二十余万之众，当然无能为力。于是，吐蕃很快逼近长安，代宗不知所措，仓猝出奔陕州。后经郭子仪多方组织力量，才收复长安，使代宗回京。
永泰元年（75）九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还是无兵可发，遂召郭子仪于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使其守泾阳（今陕西泾阳），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守东渭桥，滑濮节度使李光庭（李光进）守云阳（今陕西泾阳北），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桥（在今陕西咸阳），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守凤翔，宦官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守盩厔（陕西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后因郭子仪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削弱他们进攻的力量，才缓和了这次危机。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说明唐朝皇帝是离不开藩镇的。
在经济上离不开藩镇也很明显，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大力了德宗。兴元元年（784），关中因为战乱，米价上涨，“斗值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贞元二年（78），“关中仓廪竭”，禁军相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忧而不知所措。不久，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速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军的“军士皆呼万岁”。
德宗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藩镇的依赖局面，也曾采取过一些强硬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召禁兵防卫，竟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可奈何，仓猝出奔奉天。叛军在长安拥曾任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为首，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公开与德宗分庭抗礼。幸有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兵抗击朱泚，奉天才暂时稳定。后来，李怀光也对德宗不满，与朱泚联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德宗重用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他组织驻邠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奉天、昭应（今陕西临潼）、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的唐军，再和从汉中出击的浑瑊部唐军互相配合，才打败朱泚与李怀光。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回到长安，这次战乱才告结束。《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新唐书》卷五○《兵志》。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以上事实，说明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下，朝廷已经没有力量自卫，更无能力消灭藩镇，但又离不开藩镇在军事上、经济上的。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样坚强有力，但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节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唐代的宦官专政局面也是这样形成的。
太宗的时候，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的作用也不过“守门传命而已”。中宗时，宦官的人数增加，品级也有提高，七品以上的就上千人；但衣绯者（五品以上衣绯，三品以上衣紫）还为数不多。玄宗时，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2。开始在政治上有所影响的是高力士。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有功而受重用，后来直接参预玄宗理政。“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慎矜、杨国忠、安禄山等，其所以飞黄腾达，都和他有关。甚至肃宗为太子时也呼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随玄宗逃往成都。再回长安时，已是肃宗执政，他才不能再干预政事。
肃宗时的李辅国（本名静忠），因随肃宗到灵武称帝而成为有名的宦官。肃宗还京后，“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府县政府处理问题，“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太上皇玄宗回到长安，居兴庆宫，后来他对玄宗不满，就私自把玄宗移住太极宫。上元二年（7）八月，他做了兵部尚书还不甘心，又要求做宰相，肃宗没有答应。代宗即位后，他更加专横，他公开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然也怒其不逊，但因其掌握禁军，也只好“乃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
接替李辅国掌权的是程元振，他因助代宗即位而掌权。代宗以他为判元帅行军司马，掌握禁军，又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由于他“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进攻长安，他不及时反映真情，致使代宗狼狈不堪，出奔陕州。代宗“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2。可见宦官专政的程度是日益加深了。
鱼朝恩在安史之乱中即掌握重要军权，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他是最高统帅；代宗逃往陕州，他有救驾之功，因而更受重视。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宦官，因率宦官随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军。宪宗虽然是奋发有为的皇帝，但最后也被宦官陈弘惠所害，继位的穆宗也为宦官所立。这更进一步说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来愈大的作用。
2《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2《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第五节“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第一，罢宫市。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二，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允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第三，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四，欲剥夺宦官的兵权。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
第五，抑制藩镇的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王叔文严词拒绝。
以上改革，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所以，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3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3《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
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閺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论》。
第九章唐皇朝的没落（元和末年以后），唐末农民大起义宪宗以后，藩镇林立与宦官专政的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另外，又增加了朋党之争和南衙北司的斗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面对各种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统治集团无能，束手无策，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唐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唐皇朝的没落朋党之争朋党之争就是官僚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派系斗争。唐朝晚期的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两派之间的对立。元和三年（808），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极力指责时政之失。主持考试的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对牛僧孺、李宗闵大加称赞。但由于宰相李吉甫的反对，韦贯之等人都被贬官。这可以说是朋党之争的开端。元和九年（84）十月李吉甫死，其子李德裕继续与牛僧孺、李宗闵持对立态度，朋党之争也就愈演愈烈了。
朋党之争表现在各个方面，凡有机会，他们就互相攻击。长庆元年（82），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以书要求照顾与自己有关者，结果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极力攻击礼部所取进士都没有才学。李德裕他们的攻击。牛党的李宗闵因其婿苏巢被取，也成为被攻击者。
太和五年（83）九月，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副使悉怛谋率众奔赴成都，向唐投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受其降，并派兵占据维州。但宰相牛僧孺却极力反对，迫使李德裕交还维州，送回悉怛谋，致使悉怛谋及所有降唐者均遭吐蕃残杀。
李德裕是因其父李吉甫为宰相的关系而飞黄腾达的。所以，他认为科举取士未必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公卿子弟熟悉朝廷的礼仪制度，有利于从政。反之，他又认为通过科举入仕者，主司与门生之间有“谢恩”、“答拜”等烦琐的礼节，还有曲江会、雁塔题名等各种活动，都没有必要，应该罢去。他明确表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勿庸置疑，这是把矛头指向李宗闵、牛僧孺等通过科举入仕者的。
朋党之争，从宪宗到宣宗，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帝，四十年之久。两派之间，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区别，也并非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利害冲突，而是两派政客争权夺利的斗争。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都曾多次为相，互有胜负，但不管哪一家胜利，都没有改变唐朝每况愈下的局面，反而更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南衙北司的对立南衙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北司是指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手中。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皇帝的废立。这时，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压制宦官；宦官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南衙北司的对立就是这样形成的。
早在顺宗时，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但由于大宦官俱文珍等竭力反击，致使王叔文等很快失败。王叔文无可奈何，只得吟杜甫的《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求自我安慰。
文宗很想有所作为，他“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敬宗时每月视朝一二次，他每逢单日就视朝，以致群臣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这就决定他对宦官专政的局面必然不能容忍。
文宗想利用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的力量，打击宦官。太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于紫宸殿上朝，在百官站定以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报告，左金吾听事后石榴树夜有甘露，宰相李训、舒元舆率百官向文宗祝贺出现了吉祥之兆，并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文宗派宰相前往察看，李训看后向文宗奏道，不一定是真甘露。文宗遂派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再去察看。仇士良发现韩约有脸色异常而流汗的表情，还发现有执兵器的伏兵，遂慌忙迎文宗还宫。李训急呼韩约所部左金吾兵上殿，杀宦官十余人，其余宦官在与金吾兵奋战中随文宗进宫。仇士良等立即调动禁军五百人进行报复，对中书、门下官员大肆屠杀，以致“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李训、舒元舆、王涯、贾■等，不管是否参与此事，均遭逮捕被杀。你死我活的所谓“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宣告结束了。从此以后，宦官更加专横跋扈，政治也更为了。
朋党之争、南衙北司的对立、宦官专政等各种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唐末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在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时候，唐朝统治集团虽然也有个别人看到问题的严重，想有所作为，但也孤掌难鸣，无济于事。就整体上说，统治集团的有增无减。政治上的，又在进一步加深社会危机。
敬宗“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淮南节度使王播为了要求恢复他失去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向大宦官王守澄送钱十万缗。敬宗很快恢复了他的职务，虽然谏官屡争，但敬宗置之不理。
有些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意诱使皇帝骄奢淫逸，不理政事。会昌三年（843）六月，大宦官仇士良年老离职，其同党送其还私第，他向同党传授政治权术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他就是这样“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的2。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庸庸碌碌的皇帝自然更加玩物丧志了。
由于佛教的盛行，寺院财产的增加，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武宗曾经灭佛。但宣宗就反其道而行之，又修复寺院，增加僧尼。懿宗更加崇佛，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他派人到法门寺迎佛骨，群臣多有谏阻，甚至有人《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二年。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2《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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