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982年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982年版。
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属于元魏后期的有0个窟（编号24—249、285、288、288、43、435、437），系元荣任瓜州刺史时开凿。特点是将内地深受南朝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移植西来。其中285窟有西魏大统五年题记。属于北周的有5个窟（250、290、294、29—299、30、428、430、438、439、440、442、4）。这时在壁画里首次出现宣讲孝悌观念的须阇提品、喜事太子入海品等故事画。北朝佛教重视禅行，敦煌早期石窟的内容也多与僧人坐禅观佛的宗教活动有关。
无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县南40公里。创建于北凉沮渠蒙逊在位时。北凉凿窟已不存。现存石窟3个，保存较好的有8个。其中第窟和第4窟是北朝式的塔庙窟。从最下层遗存下来的壁画风格看，应是北凉遗迹。根据这两窟的形制，参照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的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三座石窟资料，初步认为这是我国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模式，可称为“凉州模式”。其内容是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平面方形或长方形的塔庙窟；（2）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3）窟壁主要画千佛；（4）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5）佛和菩萨面相浑圆，眼多纲长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飞天形体较大。
陇东固原区包括甘肃东部的平凉地区、庆阳地区以及宁夏南部的固原县。石窟风格与河西走廊基本相同，以多塑像壁画为主要特征。
经调查的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以及分布在平凉、庆阳境内的以南北石窟寺为首的陇东石窟群20多处。须弥山、南北石窟寺始凿于六世纪；炳灵寺、麦积山始凿于五世纪。
炳灵寺石窟位于永靖县西南约40公里处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是我国著名石窟寺之一。窟群分布在上寺、下寺和上下两寺之间的洞沟等处。现存窟龛9个，大小石雕造像94尊，泥塑82躯。残存壁画约92平方米。造像最大的高27米，最小的不足20厘米。炳灵寺石窟创建于十六国西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西夏、元、明。第窟和9窟系西秦时开凿。9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时代也最早。初创时系利用天然洞穴，仅在洞内四壁用篱笆涂泥作龛，然启塑像。塑像多是释迦牟尼禅定、说法、苦修等像，也有无量寿佛、三佛和菩萨。窟内北壁无量寿佛龛龛侧有西秦墨书题记，末尾书“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这是我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题榜下方彩绘供养人，皆侧身面佛，知题记为造龛发愿文。北魏继续开凿，造像以石刻为主。立佛“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面相清瘦，体躯修长。第2窟附近发现有北魏延昌二年（53）曹子元造窟题记。
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情况和保护问题》《文物参考资料》955年2期。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武”》，《考古学报》98年4期。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989年版。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45公里的麦积山。洞窟开凿于山体峭壁上。高处洞窟下距地面约0—70米，险峻异常。因早年地震破坏，窟群被分隔成东崖和西崖两部分。现存窟龛94个，其中西崖40窟，时代较早；东崖54窟，时代稍晚。保存历代泥塑、石雕造像共7800多尊，壁画9oo多平方米。是我国保存泥塑造像数量较多的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古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始于十六国的后秦，年代大约在公元400～40年之间。历经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诸代的开凿。现存洞窟和造像，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三代的遗存。唐代以后，因麦积山窟体大面积崩毁，无法续开新窟，故多在前代窟内重塑或改塑佛像。
须弥山石窟2在宁夏固原县西北55公里处，东经0°，北纬3°3′。
石窟分布在南北长800米、东西宽700米的东南向崖面上。创建于北魏，兴盛于北周和唐代。现存32窟。风化破坏严重。目前可辨认的北魏窟有4个窟（编号4、24、32、33），形制为中心柱窟。中心柱每页只开一龛。龛年成铺造像均为一佛三胁侍。每窟四壁开龛，有的一壁三龛，多为三佛题材。北周窟数量多、规模大，造像精致，亦作中心柱窟，内部构造均仿木构佛帐雕凿，与麦积山同期洞窟近似。现存的北周洞窟，主要的有45、4、48、5、7等5个窟。
陇东石窟3陇山以东的平凉地区和庆阳地区，有大小石窟20多处，主要分布在泾河两岸及陇山和子午岭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庆阳西南的北石窟寺和泾川县东北的南石窟寺。两窟相距45公里，南北对应，主窟窟形和造像布局完全相同。据现存《南石窟寺之碑》记载，南石窟寺为北魏永平三年（50）泾川刺史奚康生创建。北石窟寺碑已不存，推测亦奚氏创建。两窟均开凿在红砂岩上（或称黄砂岩）。北窟规模较大，自北魏创建后，历西魏、北周、隋、唐、宋各代不断开凿，现存窟龛295个，造像2000余躯，其中北魏窟龛个，西魏22个，北周20个，其他为隋唐宋所扩建。南窟较小，共5个窟龛，除号窟为北魏永平三年开凿外，余皆唐代开凿。北魏开凿的南窟、北窟，都是大型的七佛窟，窟外置二力士，窟内四壁窟顶满布大型浮雕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原有题记，今已风化不存。
此外有王母宫石窟、罗汉洞石窟、丈八寺石窟、石空寺石窟、嵩显寺和祥佛寺石刻造像、石拱寺石窟、云崖寺石窟、主林寺石窟、陈家洞石窟、保全寺石窟、张家沟门石窟、连花寺石窟等。陇东石窟，大多创建于北魏，风化剥蚀严重，有的已残缺过甚，殆成空窟。可以看出窟形造像的0多处，其中以张家沟门石窟和保全寺石窟中的北魏太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窟龛为最早，但都是小龛。陇东地区石窟开凿的盛期在北魏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即六世纪上半叶，主要石窟大都在这时完成。其凿建规模和艺术技巧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纪年的窟龛及石雕造像的有景明四年、永平二年和三年、延昌三年、神龟二年，以及水平二年敕建的嵩显寺。
中原北方地区麦积山文物保管所《麦积山石扈》（一），文物出版社978年版。张学荣《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文物》983年期。
2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管会等编《须弥山石窟》，文物出版社908年版。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陇东石窟》，文物出版社987年版。
以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最为著名。此外有安阳灵泉寺石窟、小南海石窟、宝山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等。本区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并多杂有摩崖龛像。造像以雕刻为主。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维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等。窟龛形制和造像装饰，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过程，在全国石扈中占有重要地位。
云冈石窟2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石扈依山开凿，东西绵延公里，分东、中、西三个部分。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窟龛207个3。此外还有许多小窟，共计00多龛，大小造像5000多个。石扈开创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正光之后走向衰落，唐以后各代仍有一些小规模的营建和修缮活动。石窟的绝大部分雕凿于北魏中后期，按石窟形制和造像内容分为三期4。第一期是和平元年（40）昙曜为皇室所开的五所五窟（编号—20窟）。洞窟摹拟草庐形式，平面椭圆形，穹窿顶；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和千佛。主像形体高大，占据窟年面积的大部分。第二期是孝文帝迁洛以前（45—494）开凿的五组石窟（7、8窟、9、0窟、5、窟、、2窟和、2、3窟）。洞窟平面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或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开始出现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和装饰。造像题材多样，服饰开始中国化，同时出现世俗供养人。第三期是孝文帝迁洛后至正光五年（494—524）开凿的中小窟，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和第一、二期窟间的补刻小龛。洞窟内部方整，流行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龛式和四壁重龛式。造像面容削瘦，着褒衣博带式装，下部衣褶重叠。
龙门石窟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洛阳市城南3公里的伊水两岸东、西山上。南北长约公里。石窟开创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续有雕凿。两山现存窟龛200多个，造像0万余躯，碑刻题记3800多品，佛塔0余座。其中北魏窟龛约占三分之一。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并称龙门北魏三大窟。孝文帝迁洛前后，已在西山古阳洞凿龛设像。宣武帝景明初开始大规模开凿，著名的宾阳三洞即凿于此时。宾阳三洞中，仅中洞完成，是北魏后期的代表性洞窟。正壁列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是典型的五尊像组合。左右壁各雕一佛、二菩萨。前壁有著名的帝后礼佛图，已被盗往国外。莲花洞以一佛二弟子三尊像、高浮雕莲花藻井和繁杂精细的佛龛装饰而驰名。三大窟以外，北魏末年陆续开凿的还有火烧洞、石窟寺、药方洞、魂字洞、唐字洞、赵客师洞、普泰洞等。东西魏、北齐大都在北魏窟壁上补刻小龛。龛形无大变化，龛饰趋于简化。总的说，龙门北朝造像日趋中国化、世俗化，它是在云冈造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对其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988年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977年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99年版。
3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新编云冈石窟窟号的说明》，《文物》988年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978年期。
龙门文物保管所等《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99年版。他石窟产生影响。
www.youxs.org。创建于北魏晚期，现存有普泰元年（53）造像题记。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都有增凿。现存大窟5个、龛328个、造像7700多尊，铭刻窟均为平面方形，除第5庙外，都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凿龛设像，窟顶凿平棊，刻伎乐飞天、莲花等浮雕。中心柱四面及窟内四壁雕刻千佛、释迦多宝对坐像、维摩文殊并坐像及三佛等题材。第窟规模最大，窟门两侧壁有浮雕“礼佛图”，作三层四组。每层以僧尼为前导，后为供养人和侍从，冠盖相属，反映了北魏崇佛之盛。第5窟有唐龙朔二年镌刻的《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响堂山石窟2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包括南响堂、北响堂及小响堂（水浴寺）3处。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时，现存南响堂7窟、北响堂8窟、小响堂2窟。总计造像4000余尊，并有北齐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所刻维摩诘经等重要石刻。响堂山北齐石窟平面多呈方形，平顶，分中心塔柱式和三壁开龛式两种。石窟在20世纪初遭到严重破坏，佛像头部大都被盗凿，不少雕刻精品散失在日本和欧美各国。
天龙山石窟3在太原市西南40公里的天龙山东西两峰南坡峻峭山腰间。
依白砂岩开凿。现存东峰2窟，西峰3窟。始凿于北朝，隋唐时期又有开凿。经考古类型学研究，推定第2窟、第3窟开凿于东魏，第、0、窟开凿于北齐；其他为隋唐时开凿。东魏窟为双窟，平面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四壁低坛。佛像面相清瘦。北齐窟为前后室，圆拱形龛，佛像面相浑圆，肉髻低平。
万佛堂石窟位于辽宁省义县县城西北9公里大凌河北岸。分东西两区，西区9窟，东区7窟。始凿于北魏。内容风格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较为接近。造像大多风化泐损。最重要的是两方北魏造窟题记。一方是太和二十三年（499）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帝祛病祈福“敬造石窟一区”的造窟题记，置西区第5窟；另一方是景明三年（502）“慰喻契丹使”韩贞等人“建造私窟”的题记，置东区第5窟。
南方地区以四川省的石窟寺遗址和摩崖造像最为丰富。经调查，四川省将近50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龛在0个以上的分布地点有20多处2。早期大多利用崖墓雕刻佛像或在地面上建寺造像，著名的有乐山崖墓的东汉浮雕佛像，茂汶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造无量寿、当来弥勒二世尊像，蒲江县龙拖湾出土的西凉嘉兴元年（47）石刻造像群，以及成都万佛寺南朝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089年版。2水野清一等《响堂山石窟》，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937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93年。
3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992年期。
于余《万佛堂石窟》，《辽宁大学学报》982年4期。曹汍《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文物》980年期。
2谭洛非《四川石刻——尚待开发的艺术宝库》，《四川文物》98年，“石刻研究专辑”。造像等3。早期石窟寺大多集中在川北，石窟龛像属北方中原系统。其中以广元千佛崖石窟和皇泽寺石窟最著名。
千佛崖石窟位于广元市城北5公里嘉陵江东岸。北魏晚期开凿，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开凿历史之长在四川称最。以大云洞为中心，窟群分南北两段。现存54窟、89龛、大小造像7000余躯。窟龛最高处距地面由下而上多达3层。早期石窟大多集中在南端下层。其中第7窟（大佛窟）平面略呈马蹄形，穹窿顶，窟内为三尊像组合，依云冈昙耀五窟旧法雕凿，具有明显的北魏晚期作风。第2窟（三圣堂）平面方形，平顶，三壁各开一大龛，为北朝三壁三龛窟的典型遗存。窟内造像接近麦积山、须弥山西魏、北周时的风格，应为同一时期遗存。
皇泽寺石窟2位于广元市西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与东岸的千佛崖隔江相望。现存窟龛50个、大窟个、造像203躯。约始凿于西魏北周，唐代曾进行大规模改建和扩建。可辨认的北朝石窟有第45窟和第38窟。其窟形及造像题材与巩县石窟、须弥山石窟的塔庙窟类似，亦属北方中原系统。
南朝石窟仅见于南京栖霞山3。栖霞山在南京市东北20公里。南齐永明二年沙门法度舍宅为高僧明僧绍建栖霞精舍。南梁皇室继续凿岩造像，或五、六尊一龛，或七、八尊一龛。被近代栖霞寺主持僧用水泥涂缮，外观已非原貌。此外，浙江新昌南明山有南齐时依崖雕成的弥勒佛立像一尊，被后人改为趺坐式，原貌已失。
3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文物》988年8期。
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文物》990年期。2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文物》990年期。3宋伯胤《南京栖霞山石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8年版。第三章研究概况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协助修这一段的是刘恕。刘恕字道原，卒于元丰元年（078），《宋史》本传说他“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刘恕的儿子刘羲仲所著《通鉴问疑》中，保存了他父亲与司马光讨论这段历史的一些记录。司马光利用正史以及许多正史以外资料，审核比较，选择可信者笔之于书。他排比剪裁，体大思精，把这四百年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得井然有序，明白清楚，正是对本段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而《通鉴考异》反映了研究的过程。如北魏献文帝之死，《魏书》本纪只说“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通鉴》卷一三四就写明冯太后“密行鸩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考异》云，“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太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入谒，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为怪，又孝文终不之知。按《后魏书》及《北史》皆无杀事，而天象志云，‘显文暴崩’。盖实有鸩毒之祸，今从之”。胡三省的《通鉴》注，当然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宋代学者的笔记中，如沈括（030—094）《梦溪笔谈》、洪迈（23—87）《容斋随笔》、程大昌（23—95）《演繁露》、陆游（25—20）《老学庵笔记》、王应麟（223—29）《困学纪闻》等，都有涉及本段历史的个别考订。清代学者关于本段历史的研究，首先推钱大听、王鸣盛和赵翼的著作，其次体现在各种补表补志（见前）。此外如顾炎武（3—82）《日知录》、杭世骏（9—773）《诸史然疑》、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陈澧（80—882）《东塾读书记》等，都有有关的个别考订。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的《晋书斠注》，都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清代学者对本段历史的研究。
这里附带提一下另一类型的书。历代正史中，前四史自来为文人所喜读。此外则南北史被目为富于词藻的史书，可以丰富文人的修养，供写作时采摭，因此有人专门分类辑录其中词句鲜华、事迹新异的资料。宋洪迈有《南朝史精语》十卷，明王涣有《两晋南北奇谈》六卷，周诗雅有《南北史抄》（无卷数），清陈维崧有《两晋南北集珍》六卷，俱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抄类》存目。史抄类只收了清沈名苏、朱昆田同编的《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各八卷。提要目为“撷其精华，以备选用，使遗文琐事，披卷灿然，”又说存目所列诸家皆“不及后来沈名荪、朱昆田书之有条理”。郝懿行有辑自《宋书》的《宋琐语》，分为德音、藻鉴等二十八门，也属同类性质。五四以后，陈寅恪（890—99）的著作在司马光之后把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继承乾嘉朴学和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语言、历史之学的传统，以敏锐之头脑与深厚的文学、哲学、佛教知识基础，靠朴素的辩证法，从事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他以文化与民族为着眼点，依据习见的史料，从中发现别人未注意的联系与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并且善于由小见大，对于这段历史道出他认为的所以然之理。陈寅恪长于贯通以观察发展变化，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相辅而行，互相促进，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中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陈寅恪有关本段历史的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结集在《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中的论文。
解放之前，直接或间接受陈寅恪影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内（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备方面）做过研究的人及其著作如下（有的论文集中兼有解放后成果）姚薇元《北朝胡姓考》。
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汪筏《隋唐史论稿》。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缪钺《读史存稿》。
何兹全《读史集》。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解放前的论文尚未有结集者，有余逊、谷霁光。不专研究这段历史而所撰某些论文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作出贡献者，有谭其骧、劳幹。
解放前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奠定基础，取得突出成就，影响深远的著作，是汤用彤（893—94）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收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的论文。思想史方面有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社会史方面有王伊同《五朝门第》。经济史方面有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学术史方面有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吕思勉（884—957）的《两晋南北朝史》搜集大量史料，体系完整，线索清楚。注意了当时为人忽略的有关生产、社会方面的现象，对文化学术也予以重视。余嘉锡的《余嘉锡论学杂著》、吕思勉的《读史札记》、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中，都有关于本段历史的考订论述。
解放后，史学界普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出并研究新课题，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农民起义、民族关系等展开了讨论。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得到尊重，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也和其他段落的历史一样，出现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本段断代史专著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杨伟立《成汉史略》。
研究政治史、政治军事等制度、门阀的专著有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有熊德基、祝总斌、陈仲安、张泽咸、朱大渭、黄忠贤、杨德柄、卢开万、蒋福亚等。
研究土地制度、经济史的专著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
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韩国磬《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
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
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研究民族史的专著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突厥人和突厥汗国》、《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
林幹《匈奴史》。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有陈连庆、黄烈等。研究思想、宗教、文学等方面的专著有汤用彤、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
任继愈《汉一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
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张可礼《三曹年谱》。整理校注的史料有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
章巽《法显传校注》。
张泽咸、朱大渭《魏普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柔然资料辑录》。专门刊载有关本段历史论文的刊物，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魏晋隋唐史论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日本最早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是冈崎文夫，三十年代著有《魏晋南北朝通史》及《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以后滨口重国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兵制、徭役等问题，成果收入《秦汉至隋唐史研究》。五十年代以后，日本注意这段历史的学者日益增多，探讨的方面逐渐扩大，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各个领域大小许多问题。形成专著或结集为论文集的有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六朝宗教史》。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国中世研究》（合著）。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越智重明《魏晋南朝政治社会》、《魏晋南朝之贵族制》。
福繁太郎《中国南北朝史研究》。
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
藤川正数《魏晋时代丧服礼研究》。
村上嘉实《六朝思想史研究》。
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北魏篇》。
佐久间吉也《魏晋南北朝水利史研究》。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发表过重要论文，而尚未集结成书的，有藤家礼之助、川本芳昭、中村圭尔等。研究秦汉史的大庭修、古贺登，研究唐史的池田温、菊池英夫、崛敏一，研究佛教史的牧田谛亮、福井文雅，研究史学史的铃木启造，也都发表过有关这段历史的论文。
为了解国内近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的研究论文，最方便是查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定期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国史研究动态》中也定期刊登前一年各段历史的研究状况。关于日本的研究，日本《史学杂志》每年五月号刊登前一年研究概况。如果要了解世界各地的论文与专著，可以查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年出一册的《东洋学文献类目》。五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世界历史事典》第二十三卷史料篇东洋部分，有关于本段历史史料和五十年代以前研究概况的介绍。八十年代日本又出版了北根幸夫等主编的《中国史研究入门》和岛田虔次等主编的《亚洲历史研究入门》，都收有本段历史史料及近年研究概况介绍，前者由池田温执笔，后者由谷川道雄执笔。
第四章本卷编撰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习惯上多称作魏晋南北朝。魏是三国之一，是三国中比较重要的，但它不能完全代表三国。魏必须加上蜀和吴，才能称三国。晋，有西晋和东晋，混称为晋是可以的，但称作两晋，就更清楚些。因为这些原因，本卷没有采用旧称“魏晋南北朝”，而使用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称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上限，有人定在曹丕称帝的一年，有人定在赤壁之战以后。我们认为，建安元年曹操挟持汉帝迁都许昌，是新的历史形式的一个开端，是三国序幕的开始，应该作为这个时期的上限。赤壁战后，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到了曹丕称帝以及蜀、吴相继称帝，不过是三国政权的形式化而已。至于汉末黄巾大起义和诸侯讨伐董卓的战争，只是旧时期的结尾而不能当作新时期的开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下限，有人定在隋建国的一年。有人定在隋灭陈的一年。后说比较合适。因为陈灭了，南北朝才算结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是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也是地方性的撰述为多，总揽全局的著述少。在二十四史中，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著述，有十一部之多。其中有十部，包括《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都是关于割据政权的史书。只有《晋书》，是记述一代史事的。近代史家能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事于一书，但往往不能通观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总形势及发展中的阶段性。本卷试图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动乱，长期受到人们的重视。但这一历史时期在分裂和动乱中为自己寻求出路，却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我们认为，这个时期在大量的消极现象掩盖下，存在着积极的因素，国家的分裂为新的统一规模准备了条件，民族间的斗争为新的民族关系的协调准备了条件。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而不是把它简单地写作漆黑一团，这是本卷所力求做到的一点。
史书之文，要做到信实、凝练、确切。凝练非一日之功，要下长期的功夫。信实和确切也不易做到，但必须努力去做，这是不能打折扣的。专著、论文和考据所论述的对象不同，所论述的目的不同，文体也当有所不同。数十年来，这三者的区别也不大讲究，不利于历史表述的发展。我们虽已认识了这一点，但在实践上，还不能免俗，幸读者谅之。
乙编综述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即从封建割据到全国再统一的时期。从民族的角度来说，这又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属于这个时期的前期，隋唐历史则属于后期。前期的封建割据是为后期的再统一准备条件，使后期历史达到更高的统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含有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魏、蜀、吴三国的鼎立，约在公元9—2年之间。第二个阶段为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战，约在2—420年之间。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是南北朝的对峙和南北朝的并趋衰弱和周隋的转强，约在420—589年之间。这一时期，共达三百九十四年之久。
第一章三国的鼎立第一节曹操稳占中原魏、蜀、吴三国的鼎立，是以曹魏的盛衰为发展主线的。建安元年（9）曹操迫汉帝迁都许昌，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实际上架空了皇帝，结束了汉朝的统治，这可以说是揭开了三国鼎立的序幕。同年，曹操以军事编制的形式，推行屯田。在当时北方普遍粮荒、农民大量脱离土地的情况下，这是较有效地保证军粮供应的措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流民的就业问题，这对曹操军事力量的充实、政治威望的提高，都有重大的意义。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宫渡之战中消灭了袁绍的基本力量。这是历史性的重大战役，开创了他稳占中原的局面，使曹魏在以后三国历史发展中始终占有优势的地位。
袁绍占冀州建安初年，在关东各地割据称雄的人物中，势力最大者是袁绍。他起兵讨董卓时任勃海太守，乘董卓西迁长安之机，夺得了冀州。当时的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称得上兵强粮足。随后他又取幽州、青州、并州，兼有河北四州之地。这四州，在当时是具战略形势的要地，其北有乌桓、鲜卑，可以为用；南有大河为阻，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在袁绍初占冀州时，其谋士沮授就向他进言“将军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袁绍听了，很高兴，说，“此吾心也。”袁绍占据北方的雄心，早在讨董卓时就有了。当时，“绍与曹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2袁绍早已看中了河北四州这块地方。曹操虽有本领任天下之智力以与人争衡，但也同样看重河北这块地方。袁绍占有河北，这是他强大的基础。曹操想发展他的功业，也必然以河北为争夺的对象。
袁绍的父祖，四世三公。他是一个煊赫的世家子弟。袁家的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故他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号召力。
曹操在许（今河南许昌县西南）兴起后，迎献帝都许，假献帝之命，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不甘屈居曹操之下，并且也受不了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气焰，决心要灭掉曹操。建安五年（200），袁绍举兵攻曹操，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
《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2《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操在官渡战前的几次胜利官渡之战以前，曹操在军事上所处的地位，有相当大的困难。在建安元年前后，占据南阳一带的是张绣，荆州是刘表，扬州是袁术，徐州是刘备。建安元年，吕布袭取了徐州，刘备来许投靠曹操。当时刘备已很有名气。曹操的谋士对曹操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意思是劝曹操要杀掉刘备。曹操却回答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建安二年，曹操征张绣。张绣先投降，后又反复，曹操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大败而归。建安三年春，曹操再征张绣。刘表派兵援助张绣，曹军腹背受敌，又听到袁绍将要攻许，遂退兵。袁绍很想拉拢张绣，以便南北两路出兵夹攻曹操。建安四年冬，就在袁绍进攻的前夕，张绣听从谋士贾诩的劝告，又归降了曹操曹操非常高兴，封张绣为列侯，食邑二千户，此在曹魏一代的封侯中，封户是最多的。
袁术和吕布，一个在扬州，一个在徐州，结为儿女亲家，但关系时好时坏。建安二年，袁术称帝，遣使清吕布送女完婚。吕布先允许，送女在路，继而后悔，追回绝婚。袁术大怒，发步骑数万，七道进攻吕布，为吕布所破。曹操乘机东征袁术，袁术败走淮南。建安三年九月，曹操攻吕布，围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引沂、泗水灌下邳城。吕布手下的宋宪等举城降。吕布求为曹操将，曹操不允，缢杀之。
袁术被曹操所败后，困顿淮南，又遇天旱地荒，士民冻馁，极为狼狈。
他打算通过徐州、青州，北投袁绍。曹操派刘备带兵去徐州截击。袁术不得过，想折回寿春，发病死在路上。
刘备在许，深得曹操的器重。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字）之徒，不足数也。”当曹操派刘备去徐州邀击袁术时，谋士们都反对，谋士程昱等对曹操说“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2刘备离开许都前，曾与外戚董承等受献帝衣带中密诏诛曹操。刘备到徐州后，立即派人与袁绍联络，共同反对曹操。
曹操对刘备是很重视的，他决不会让刘备在徐州站住脚。他计划在袁绍出兵之前，先消灭刘备。他手下的将军们都说“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3谋士郭嘉也赞同曹操先灭刘备。刘备到徐州还未来得及整顿，曹操大军一到，刘备战败，只好经青州，北投袁绍。这一战，从决策到胜利回师，都在建安五年正月之内。而袁绍也正像曹操所估计的，“见事迟，必不动”，待曹操回师北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还没有动。
至此，袁术、吕布死，张绣降，刘备败。在经过这几次军事胜利以后，许地被四面包围的形势已转化为稳定的局面。至于刘表，这是个划地自守的人，曹操根本看不起他。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2《三国志·蜀志·程昱传》。
3《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袁两方的军情曹操东征刘备，许都空虚，正是袁绍对曹操发动进攻的最好时机。袁绍的谋士田丰也向他建议“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要抓住这一时机向许进兵。袁绍没有采纳田丰的意见，却说儿子病了，无心出征。田丰气愤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袁绍在曹、刘交战时坐失良机。在曹操已回师官渡的时候，他却又坚决出兵了。
在讨论出兵时，田丰又提出不同意见“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2。袁绍又不从。田丰强谏，袁绍怒，把田丰下在牢里。
袁绍移檄州郡，数曹操罪恶。建安五年二月，袁绍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官渡之战就此开始了。
论兵力，袁绍军队人数是远远超过曹操。关于袁军人数，诸书记载都称为十万人。如《三国志·魏志·袁绍传》称袁绍“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曹操军队的人数，诸书记载多谓不过万人。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而《荀彧传》载荀彧对曹操说“公以十分居一之众，划地而守之。”按当时的情况讲，曹操兵士不如袁绍众多，是没有疑问的，但少到兵不满万，似乎又太少了。裴松之就不同意曹操兵不满万的说法。他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并举了几条事例，说明曹操兵数“不得甚少”，“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官渡之战前，当时人对于曹、袁双方的军情，是有评论的。曹操和袁绍自幼就有交往，知己知彼，曹操对能战胜袁绍很有信心。在听得袁绍提大军十余万将攻许的消息后，曹操手下诸将都以为不可敌。但曹操却说“吾知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2荀彧和郭嘉都是三国时代有名的谋士。两人都先仕袁绍后投曹操，对曹、袁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荀彧评论曹、袁，认为曹操与袁绍相比有四胜，“绍貌外宽而年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已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后汉书·袁绍传》。
2《后汉书·袁绍传》。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郭嘉称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内容与荀彧所说大致相同。
官渡之战前夕，凉州从事杨阜到许来。回去以后，凉州人士问他关于曹、袁形势，杨阜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令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2三国时评论曹、袁优劣的还有很多人，荀彧、郭嘉、杨阜之说是有代表性的。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其心，也就必然不能容人、不能用人。好谋少决，就必然当断不断，失掉时机。作为一个军事家，这就足以招致失败了。
官渡之战的序幕官渡之战，是由三个战役组成的一是解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之围，二是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北）之战，三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主力决战。自马和延津之战，又可看作官渡主力决战的序幕。
袁绍驻黎阳，派大将颜良攻曹操别将刘延于白马。曹操谋士荀攸建议曹操领兵趋延津，虚张声势，好像要从延津渡河袭击绍军的后路，引诱袁绍分兵西来应敌。然后掉转兵力，快速行军，掩袭围困白马的袁军。
袁绍见曹操兵趋延津，以为曹操要从那里渡河抄袭自己的后路，果然分兵，西趋延津迎击。曹操得知袁绍已分兵西下，即从延津急行军，斜趋白马。曹军离白马只有十余里路了，颜良才得知这一消息，仓卒应战。曹军大破袁军，斩颜良，遂徒白马军民，沿河往西撤退。
曹操能取得白马之战的胜利的原因，第一，曹军主动，袁军被动。曹操以计分散袁绍兵力，袁绍果真陷入曹操的计谋。第二，曹操采取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灭敌人的作战方法。第三，曹操所采取的速决战。黎阳在河北，白马在河南，相距不过几十里路。这就要求曹操从延津向白马的进军，既要机密，又要迅速。既到之后，作战又要速决。不然，黎阳袁绍援军一到，战局便会全部改观。速决战使曹操获胜。
曹操从白马后撤的时候，袁绍从黎阳渡河追击，在延津南又打了一仗。
这一仗，曹操又获胜了。《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绍骑将文醜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醜。良、醜，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延津南之战，曹操正是利用了袁绍军队的贪婪无纪律的弱点，采取了以白马辎重饵敌的策略。袁绍兵骑虽多，但到了“分趣辎重”之时，已经乱了阵脚，成为一群乌合之众了。
打了白马、延津南两个战役之后，曹操从容地把军队撤退到官渡。与袁绍在官渡决战，曹操是早有安排的。撤军到官渡，这是一个主动的战略撤退。《三国志·魏志·荀彧传》。
2《三国志·魏志·杨阜传》。
官渡之战和曹操的胜利官渡位在中牟县北，在古官渡水的南岸。此地比延津更靠近许都。出为曹操缩短了防线，也缩短了补给线。而对袁绍来说则是深入敌境，分散了兵力，延长了补给线。选择在官渡与袁绍决战，是对曹操有利的。
官渡之战，曹操是守方，袁绍是攻方。当曹军撤至官渡，袁军进到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时，沮授向袁绍献策“北军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财货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这仍是出兵前田丰、沮授向袁绍建议的策略。袁绍没有认真考虑，一下就把沮授的意见否定了。
建安五年八月，袁军自阳武连营稍进，进迫官渡，大军依沙推为屯，东西数十里。曹军亦分营相当。从八月到十月，袁、曹两军在官渡相持了两三个月。由于袁军兵多势强，曹军兵少势弱，曹军的处境是非常艰苦的。据《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载“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曹操乃为发石车（即“霹雳车”），击袁军之楼，皆破。袁绍又挖地道，欲袭曹营，曹操辄于年为长堑以拒之。曹操与袁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相持期间，曹操曾一度打算撤退到许，再与袁绍决战。他写信与留守许下的荀彧商议。荀彧回信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建议，坚守官渡。
袁绍也曾试图分兵扰袭曹操的后方。他曾派刘备到汝南一带协助当地的地方势力，扰乱许南。最初确也给了曹操后方一些威胁，使得“自许以南，吏民不安”。但刘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三国志·魏志·曹仁传》）。曹操派曹仁将骑出击，刘备败退，尽复诸县。袁绍又遣别将韩荀抄断西道，为曹仁击破。袁绍就再不敢分兵出击了。
派兵扰乱曹操的后方，是田丰、沮授等尝向袁绍提出过的建议。但这时情况已有变化，此计已不适用。袁绍讨曹操的檄文中虽然说到“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这说的是四面包围的形势。但这时实际出兵的，却只有袁绍亲自率领的黎阳、官渡这一路。荆州刘表根本没有出兵的打算（参看《三国志·魏志·刘表传》）。曹操已占有河内，委魏种“以河北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并州高干的军队，一时也就出不来。官渡之战的前一年，建安四年八月，曹操已派臧霸等将精兵入青州，以捍东方。青州刺史是袁绍的长子袁谭。从一出兵，袁谭就在袁绍身边。袁绍似根本就没有从青州出兵的打算。这样，虚张声势要四面包围，实际上只是一路兵。在这种条件下，派游军远离大军主体，到汝南一带去活动，是冒险的。
官渡会战，曹操的胜利是由两次奇袭袁军辎重的成功及在最紧要关头袁绍战略决定的错误所决定的。
《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三国志·魏志·荀彧传》。
九月间，袁绍运粮车数千乘送军粮到官渡。荀攸对曹操说“绍运车旦暮至，其将韩■，锐而轻敌，击可破也。”（《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曹操采纳荀攸的建议，派徐晃、史涣在路上邀击韩■，大破之，烧其辎重。冬十月，袁绍复遣军运粮，使部将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护送，宿绍营北四十里乌巢。袁绍谋臣许攸与审配不和，攸家犯法为审配所治。攸往投曹操，将袁绍辎重屯集乌巢，“袁军无严务”的情况告诉曹操，并建议曹操乘夜往袭。曹操听从许攸的意见，决定由曹洪、荀攸留守，自己亲自率兵夜袭乌巢袁军粮谷。曹操“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资治通鉴》卷六三）但天明以后，淳于琼看见曹操兵少，便开门出击，后又入营自守。曹操一时攻之不下。
袁绍听得曹操往攻乌巢粮屯的消息，以为曹操本营必已空弱，决定攻取曹操的本营。袁绍对袁谭说“就曹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部将张郃、高览等攻操营。张郃反对说“曹操精兵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事去矣，请先往救之。”并说曹操营固，攻之必不能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资治通鉴》卷六三）袁绍谋臣郭图迎合袁绍，力主进攻曹操本营。“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的袁绍，采取两听的办法，一面以重兵攻曹营，一面也派了一部分轻兵去救淳于琼。
袁绍援救淳于琼的军队将近乌巢。曹操眼看两面受敌，情况十分危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曹操十分沉着冷静，仍决定集中兵力，先攻破琼营。时“操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谷。”（《资治通鉴》卷六三）援军眼见琼军已破，也不战自败。
张郃、高览攻曹操本营的结果又如何呢？郭图自惭他的计策失算，却反来陷害张郃，对袁绍诬说张郃“听得军败很高兴”。张郃一怒之下，遂与高览焚烧攻具，投奔曹操。
至此，袁军败局已定。军中听得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降曹营的消息，全军大溃。袁绍仅和儿子袁谭单骑逃回河北。官渡大战就这样结束了。
袁绍回到邺，悔恨交集，于建安七年夏天呕血而死。袁绍有两个儿子，长子谭，次子尚。袁绍死后，两子争位，互相攻伐，臣下也分为两派。袁谭战败，跑回青州，求救于曹操。这时曹操正要去征刘表。是继续征刘表呢？还是回师北救袁谭？群下意见，“多以为表强，宜先平之，谭、尚不足忧也”。荀攸说“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遭恶，此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曹操接受了郭嘉的意见，回师救袁谭，并以女嫁之。
建安九年，曹操取邺，袁尚投奔幽州袁熙。袁谭的求救，本是时势所迫。曹操约为婚姻，也不过借以笼络。袁谭借曹操攻袁尚的机会，大肆扩充势力。十年，曹操攻斩袁谭。幽州守将以幽州降曹操，袁尚、袁熙奔三郡乌恒，后韩■，《资治通鉴》卷3作韩猛。《三国志·魏志·荀攸传》裴松之注云“案诸书，韩■或作韩猛，或云韩若，未详孰是。”
又奔辽东，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黑山农民军张燕有众十余万，也于此时投降曹操被，封为列侯。十一年，曹操攻取并州，斩高干。十二年，征三郡乌桓，出卢龙塞（今河北迁西喜峰口附近），东指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胡汉降者二十余万。曹操占据了河北四州，征服了乌桓，自领冀州牧，让还兖州。从此，曹操稳占中原，邺成为曹氏的基地。
第二节三国局面的形成曹操消灭袁氏，占有河北四州，已统一了大半个北方和中原地区。余下还未被曹操控制的地方，西有马超、韩遂占有的关中和陇右，南有刘表占有的荆州，东南有孙权占有的江东。
刘表在荆州刘表，年轻时就已知名，初平元年（94），由何进推荐，任荆州刺史。
刘表到荆州时，北有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南阳有户口数百万，原是一个富庶的地区。袁术在南阳，对刘表构成很大的威胁。南有少数民族的强梁，隐然割据一方。刘表先任用荆州人士蒯良、蒯越、蔡瑁等，诛杀了一些不服从命令的少数民族领袖，安定了荆州八郡。由于袁术“奢淫欲肆，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既与刘表不和，又北联公孙赞，与袁绍、曹操为敌，结果被曹操所败，南逃江淮间。后张绣占有南阳，与刘表关系友好，荆州解除了北方的威胁。刘表采取对皇帝“不失贡职”，在地方保境安民的政策。所以自初平元年（94）到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去世，近二十年间，中原和关中地区迭遭变乱，民不聊生，荆州却比较安定的。很多北方人逃难到荆州依靠刘表，荆州地区多少有点乱世乐园的味道。据《后汉书·刘表传》称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治，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刘表处在群雄角逐的时代，只有保境安民思想，而没有兼并一统野心。
他能使荆州人民在战乱时代，保持二十来年的安定生活，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对于投奔荆州的北方才学之士，刘表虽然都能给予赈赡，使之过安适的生活，但却不能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才能。从长安逃到荆州去的王粲后来就对曹操说“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所谓对避乱到荆州的俊杰都“不知所任”，王粲就是一例。对诸葛亮，徐庶，庞统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曾荟集在荆州的俊杰之士，刘表却一个也未任用。
刘备得诸葛亮官渡之战时，刘备在袁绍帐下。袁绍派他到汝南去联络当地的黄巾余部，扰乱曹操的后方，同时也是为了与刘表取得联系，夹击曹操。官渡之战后，曹操亲自征讨刘备。刘备遂南奔荆州依刘表。刘表驻襄阳，使刘备屯樊。樊在汉水北，与襄阳隔水相望，是荆州的北方门户。刘表害怕刘备的声望，不敢用他，但又想依靠他抵御曹操，所以就让他屯樊。
刘备在荆州的最大收获，是得到诸葛亮出山作他的助手，这是刘备一生中的大事。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水县）人。随叔父诸葛玄避乱荆州，住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躬耕陇亩，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刘备知道诸葛亮，是由于司马德操和徐庶的推荐。据《襄阳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优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徐庶也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往驾顾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刘备三顾茅庐，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对他吐露自己的心志，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自己不度德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由于智术短浅，半生颠沛，以至今天。然志犹未已，请先生指教。诸葛亮对刘备讲了一席话。诸葛亮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攻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诸葛亮分析了天下形势，指出曹操在北方，孙权在江东，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两块地方刘备已不能与他们竞争；荆州是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而处其两地的刘表、刘璋都是暗悲歌当泣sodu弱不能守成的人，刘备正可攻占荆、益之地。如能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边结好孙权，遇有机会，就可以荆、益两路出兵中原，成霸业，兴汉室。诸葛亮这一席话，使刘备长了见识，就恭敬地请诸葛亮出山作助手。以后的三国鼎立之势，果如诸葛亮《隆中对》中所分析的那样。
曹操南征建安十二年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刘表有两子，长子刘琦，少子刘琮。刘表派刘琦为江夏太守，死后遂以刘琮为嗣，代领军众。当曹操进兵到新野（今河南新野）时，刘琮瞒着刘备，暗地向曹操投降。在曹操大军压境时，荆州人士曾分为两派，一派依附刘琮，劝刘琮投降曹操，一派不同意投降，他们后来多跟随了刘备。
劝刘琮投降的人，主要有蒯越、蔡瑁、韩嵩、傅巽等。他们对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三国志·魏志·刘表传》）
他们劝刘琮投降的理由，不外两项。一是以人臣拒人主，这是叛逆。这正是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所得到的好处。二是打败了不如投降，打胜了也是刘备的，对刘琮没有好处。这理由是很动听的，刘琮听了他们的话，遂投降曹操。
待曹操大军到了宛，刘备才知道刘琮投降的消息。刘备处在这个地位，抵御是不可能的，遂决定退到江陵。江陵原是荆州的郡治，那里存有军用物资。
曹操征荆州，主要是北方已大体统一，关中诸将也都服顺，征荆州，下江东，已提到曹操的日程上来。但曹操急于攻荆州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不让刘备在荆州站住脚。刘备在荆州数年，已经取得荆州人的敬服和，一旦刘备取刘表而代之，占有荆州，将是极大的麻烦。
曹操也知江陵存有军用物资，怕刘备先去占有，便急速赶到襄阳。听到刘备已过襄阳去江陵，曹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县之长坂，赶上刘备。江陵是去不了的，刘备只得与诸葛亮，张飞、赵云斜趋汉津，与关羽率领的水军会合，又与来迎接的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会合，一同到夏口（今汉口）暂驻。
孙、刘联合和赤壁之战曹操征荆州和刘表死的消息传到江东后，鲁肃清孙权派他以吊丧为名去荆州察探军情。鲁肃到荆州时，曹操已驱军南下。鲁肃与刘备会于当阳，同至夏口，刘备派诸葛亮随鲁肃去吴，商议联合破曹，同时由夏口移住樊口（今湖北鄂城县西北）。
时孙权在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诸葛亮见到孙权，陈说孙、刘联合破曹之计“豫州（指刘备，刘备曾为豫州刺史）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听了诸葛亮一席话，心里安定了些。曹操到了江陵，就送信给孙权，内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诸葛亮到时，孙权正在为此事忧虑。曹操此次南征刘表，目的不仅在争荆州，也要一举解决江东，来信中的语言很明白的了。摆在孙权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抵抗，要么投降。孙权的部下以长史张昭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倾向投降。张昭等对孙权说“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作“议者咸曰”，未指明张昭曰。《资治通鉴》卷5作“长史张昭等曰”。孙权给陆逊书论周瑜、鲁肃、吕蒙功业说“至子布（张昭字），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三国志·吴志·吕蒙传》）。
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汁不如迎之。”（《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力排众议，主张抵抗的是鲁肃。《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载当孙权诸将皆劝权投降曹操时，“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这时，周瑜正外出到鄱阳，鲁肃劝孙权召还周瑜参与讨论。周瑜也是主张抵抗的。周瑜对孙权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令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揖，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周瑜、鲁肃和诸葛亮的议论，增强了孙权抗击曹操的信心。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孙权拔刀斫前奏案说，“诸将吏敢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就此定下来了。曹操的兵力，在他给孙权的信里称八十万。据《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记周瑜估计“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孙权方面的兵力，周瑜曾要求五万人，孙权告诉他“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授。”可以估计，周瑜率领的第一线兵力是三万人，孙权续发人众是多少，没有明确记载，可能也是三万左右，因为孙告诉周瑜“卿能办之者诚快，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盂德决之。”孙权如此气壮，人众不会太少。刘备方面的兵力，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共二万来人。孙、刘联军合计，第一线的兵力共约五万人左右。
曹操由江陵水陆东进，孙、刘联军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
曹军战士多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交战之前，军中已疾疫流行。刚一交战，曹军不利，便撤到江北。周瑜部将黄盖针对曹军不习水战，船舰连接一起的机会，建议用火攻。周瑜采纳了黄盖的火攻并诈降之计。黄盖先向曹操送了降书。正好遇上东南风起，黄盖以斗舰在前，余船在后，向江北进发。曹军以为黄盖来降，都高兴的出营观看。离曹军二里来路时，来船同时点起火来，火烈风猛，船行如箭，直冲曹军船群，烧了曹操的战船，还延及岸上兵营，曹军烧死落水无数。周瑜率军随后攻到，曹军大败。
曹操带领败兵由华容道（今湖北潜江南）撤退。一路大风，天寒地冻，又遇上这一带道路泥泞，步兵携草铺路，冷饿马践，死伤甚众。曹操总算逃得性命。
赤壁之战虽败，曹操还希望能保有荆州。他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然后北回。
孙、刘联军乘胜追击。曹仁困守江陵经年，终因孤军悬远，后援补给困难，撤军北归。但曹操还占有了襄阳，取得以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孙权占有江陵、夏口、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荆州东半部。刘备占荆州的南部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今湖南和湖北西部），以油口（油水入江处，今湖北公安）为驻地，改名为公安。后孙权又把江陵让给刘备。曹、刘、孙三家瓜分了荆州。
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初步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给刘备制定的第一阶段的目标。曹操没有实现吞并荆州和江东的目的，但占有了襄阳，消除了从南部给许下的威胁，总算有所得。孙权占有荆州的东部江夏等郡，扩大了地盘，巩固了江东根据地，所得不少。成就最大的是刘备集团了。刘备奋战半生，在北方从未能取得个立脚之地。如今据有半个荆州，有了个安身立命之处，进取益州在望，荆、益两路出击与曹操争胜的理想也有了实现的可能。赤壁之战，对三国新局面的出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荆州为孙、刘、曹三家瓜分，却伏下孙、刘两家争荆州的祸根。
第三节取益州和争荆州刘焉、刘璋在益州刘备取得荆州四郡，初步站住了脚步，但形势仍是很困难的。诸葛亮后来曾形容在荆州时的形势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而且取得荆州，只是实现了刘备雄图的第一步。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方略，是要“跨有荆、益”。现在已占有荆州，第二步就该跨据益州了。
这时，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已二十来年。灵帝时，刘焉历任刺史、太守、宗正、太常。他曾向灵帝建议，选派清名重流到地方上去当州牧，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他原来希望到交址去。后来听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三国志·蜀志·刘焉传》），便改求益州。刘焉在当时也属于“海内清名之士”（《三国志·蜀志·刘焉传》注引《续汉书》），又是皇家宗室。益州上层人士对于他当州牧是欢迎的。广汉人侍中董扶，巴西人太仓令赵韪都去官随刘焉回益州。刘焉走到荆州时，益州人马相、赵祗领导益州人民起义，自号黄巾，旬月之间，攻杀益州刺史郤俭，连破广汉、蜀郡、犍为三郡，有众万余。益州从事贾龙率家兵攻破黄巾军，迎刘焉到益州。
刘焉到益州后，与当地豪族关系紧张。他杀豪族王咸、李权等十余人，欲以立威，但结果适得其反。犍为太守任歧和迎接刘焉入蜀的贾龙，都起兵反对他。任歧和贾龙都是蜀郡人。任歧、贾龙都被刘焉打败杀死，刘焉也失去了益州人对他的。
赵韪原是跟随刘焉入蜀的。刘焉死，他以益州大吏的身份推荐刘璋为益州刺史。但后来赵韪也因反对刘璋而被杀。
汉末以来，很多北方人流入益州。这些流人与益州土著之间难免有些矛盾。刘焉、刘璋曾利用流人势力来抑制益州豪族。据《英雄记》记载“先是，南阳、三辅入流入益州数万家，（璋）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注引）
益州豪族大姓对刘璋不满，时思叛乱。刘璋暗弱，缺乏明断，不能控制局势。在刘备入益州前，益州的形势就是这样。
刘备取成都曹操吞并荆州、江南的计划受挫以后，乃改而谋取关中。建安十六年，曹操声称要付伐张鲁，进兵汉中。明眼人都会看出这是欲盖弥彰，因为当时占据关中的是韩遂、马超。如进兵汉中，关中是必经之路。不先取韩遂、马超，是不能进兵汉中的。韩遂、马超是知道曹操的意图的，遂联合起来，反对曹操。
曹操进兵关中，用计离间马超、韩遂，大破关中诸军，韩遂、马超逃往凉州。曹操遂占有关中，留夏侯渊屯长安。之后，曹操并不急于进攻汉中，反而于建安十七年和十九年两次出兵东征孙权。只是在东征无功后，才于建安二十年进攻汉中。
建安十六年曹操声称进攻汉中，对益州豪族阴谋反对刘璋却有大用处。
他们抓住这个机会，要把刘备引进益州来，达到驱逐刘璋的目的。刘璋的别驾从事张松对他说“刘豫州（指刘备），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璋听了张松的话，派法正去荆州请刘备带兵入蜀征伐张鲁。刘备当然求之不得，遂安排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守荆州，自己带领庞统、黄忠等入蜀。庞统，当时被称作“风雏”，与“卧龙”（诸葛亮）齐名。
刘备到涪（今四川绵阳境），刘璋来会。张松、法正、庞统都劝刘备在会上袭取刘璋。刘备不肯，说“此大事，不可仓卒”。（《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自己是被请来的，没有助人讨张鲁，先把主人杀掉，这是丧失人心的事。为收一时之利而失掉人心，刘备不干。刘璋盛情接待刘备，给兵给饷，使他北讨张鲁。
刘备北到葭萌关（今四川昭化南）。但他没有进兵去讨张鲁，而是按兵不动，“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建安十七年，曹操征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要赶回荆州，请刘璋助兵助饷。但这次，刘璋却很冷漠，给兵给饷不及刘备希望的一半。
张松听说刘备要回荆州，忙写信给刘备“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知道了这事，报告给刘璋。刘璋杀掉张松，下令各关城防范刘备。刘备到蜀经年，已得到益州一些人的。现在又得到曲在刘璋的借口，便回师进攻成都。诸葛亮在荆州得到消息后，留关羽守荆州，亲率张飞、赵云入蜀，攻下白帝、江州（今重庆）、江阳（今泸州），与刘备合围成都。建安十九年，刘璋降。汉中是益州北方门户，对取得益州的刘备来说，汉中是必争之地。汉中也是关中长安的屏障，曹操也要争汉中。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
刘备取汉中张鲁在汉中已二十多年。他利用宗教在汉中进行统治。他信奉的宗教，叫“五斗米道”，因信教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就称五斗米道了。《后汉书·刘焉传》称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三国志·魏志·张鲁传》，鹤作鸪）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张鲁。”（《三国志·张鲁传》略同）五斗米道，是道教天师道的一支。东汉后期兴起的道教，最早的传播地大约是青、徐各州的滨海地区。自汉至南北朝，天师道之传布多与此滨海地区有关系。张鲁一家原是“沛国丰人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张陵到蜀，参看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原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
乃是客居。丰沛离东海不远，张鲁一家的五斗米道是从东方带去的。
张鲁原任刘焉督义司马。刘焉派张鲁和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入汉中，攻杀汉中太守而占有其地。后来张鲁又杀了张脩。刘璋以张鲁不顺，尽杀其母及家室。张鲁遂脱离刘璋，割据汉中。
张鲁在汉中的统治，只设宗教职，称祭酒、大祭酒，不置官吏。《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载“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农民受剥削，生活普遍贫困，他们的理想，就是平均主义，只求生活上都能过得去。张鲁义舍，义米肉，是符合农民要求的。不置长吏，少些官吏，农民所受的剥削是会相对地减轻些的。因此，农民对张鲁的统治，是“便乐之”的。
曹操自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出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征张鲁，张鲁降。曹操以夏侯渊为征西将军，留守汉中。建安二十三年，刘备进兵汉中，与夏侯渊相持经年。二十四年正月，刘备部将黄忠大破渊军于定军山，并斩渊。曹操率兵争汉中。刘备据险固守不战。曹操军攻不能取，战士多逃亡，曹操不得已放弃汉中，五月撤军东归。刘备遂占有汉中。这年七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
这时，是刘备最盛的时期。他东边占有荆州，西边占有益州，北边占有汉中，完全实现了《隆中对》所说的跨有荆、益的形势。
刘孙失和与荆州之争诸葛亮入蜀后，留关羽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间，关羽以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攻曹仁于樊城。曹仁派于禁、庞德屯樊北，与樊城为犄角之势。八月间，大霖雨汉水泛滥，于禁等七军被淹。于禁等登高避水。关羽乘大船进攻。于禁降，庞德被擒，不降而死。樊城发发可危。陆浑人民杀县吏，南附关羽，关羽皆加官号，给兵，使扰乱曹军后方。有的记载说这时，自许以南，往往遥应关羽。关羽威震华夏，曹操曾一度考虑徒许都以避其锋。
关羽是三国名将，当时人称关羽、张飞为“万人敌”。但此人孤高自傲，孙权曾遣使为子求婚于羽女，但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注引《典略》）。关羽在荆州违背了诸葛亮《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策略。关羽出兵攻樊城，留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关羽的主要助手，但《关羽传》中称他们“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
在当时的曹、刘、孙三角形势中，只有刘、孙联合，才能敌得住曹的压《三国志·魏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东方有张角，www.youxs.org，脩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奉脩，遂增饰之。”所记与《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后汉书·刘焉传》皆不同。裴松之认为“张脩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力，才能存在。曹操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比刘、孙任何一方大得多，刘、孙不联合就敌不住。刘、孙两方面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是都有认识的。诸葛亮、鲁肃在这方面是代表人物。刘备，孙权也都能这样作。
但在刘、孙联合中，荆州问题始终是个疙瘩。赤壁之战后，围绕着借荆州的问题孙、刘之间发生了争斗。孙权给陆逊的一封信中，曾评论鲁肃“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三国志·吴志·鲁肃传》）鲁肃索荆州时责备关羽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同上）孙权、鲁肃所说的借地，借的是江北江陵南郡。赤壁战后，曹操留曹仁守江陵。周瑜围江陵经年，到建安十四年，曹仁弃江陵走，周瑜取得江陵，“权以瑜为南郡太守”（《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次年，周瑜死，鲁肃代瑜领兵，以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程普俱屯江陵。鲁肃劝孙权以江陵即南郡借刘备，鲁肃改屯陆口，程普改领江夏太守。孙权以荆州借刘备，借的就是江陵南郡，并不是刘备占有的荆州都是孙权借给的。刘备取得益州后，建安二十年，孙权曾与刘备争荆州，结果两家妥协，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孙权以南郡换取了长沙、江夏、桂阳。按理借荆州这问题也该解决了，但孙权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等机会要夺占刘备的全份荆州，这已不是还和借的问题了，而是要占有荆州的问题了。
荆州问题的纠缠，并不是借与还的道义问题，而是军事形势上的实质性的斗争。荆州在谁手里，军事上的地理优胜条件就掌握在谁手里。荆州对于蜀汉进取中原，极为重要，对于孙吴保卫江东也是非常重要。荆州为军家必争的要区，刘、孙在荆州问题上的难以和解，是客观形势所造成的。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间，关羽大军北上攻樊，后方江陵、公安空虚。这是孙权夺荆州的好机会。
鲁肃死后，吕蒙接替鲁肃屯陆口。关羽北攻樊，吕蒙上疏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吕蒙遂假称病重，孙权也明令召吕蒙回建业治病。关羽信以为真，把留在江陵、公安的军队调出一部分赴襄阳。
孙权得到消息，即令吕蒙进兵。吕蒙到寻阳（今江西九江）把精兵埋伏在船仓里，伪装商人船只，昼夜兼行，遂到南郡。士仁、麋芳不战而降。关羽战士家属，尽在江陵，吕蒙都好生款待，问所不足，疾病给医药，饥寒赐衣粮。关羽听得江陵被孙权偷袭，从前线撤回。将士听到家中平安，生活很好，都不愿跟关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关羽败走麦城，至漳乡（今湖北荆门西），被孙权军队擒获，杀死，孙权取得荆州。孙权在偷袭荆州前，已与曹操暗中联络。孙权遣使向曹操称臣。曹操并没有作皇帝，孙权上书称臣，弄得曹操对人说“是儿欲踞吾著火炉上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语）取荆州后，曹操以天子名义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子曹丕继承魏王位。这年十月，曹丕作了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消息传到成都，刘备以献帝已遇害，于次年四月（22）也即皇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史称蜀国为蜀汉。
章武元年（22），刘备率师伐吴，与孙权争夺荆州。刘备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自己亲率大军自江南缘山截岭，树栅连营军于夷道猇亭（今湖北宜昌北）。孙、刘两军相峙数月，最后，陆逊以火攻，烧刘军营，连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军。刘备夜遁，逃归白帝（今四川奉节）。
与孙权争荆州，刘备部下有不同意见。赵云就是不主张争荆州的，他对刘备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付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三国志·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诸葛亮只于军败之后，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蜀志·法正传》）看来诸葛亮也是不同意代吴的。刘备的失败，就连魏帝曹丕也有所预料，《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帝（曹丕）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从地理形势看，从巫到夷道猇亭，约三百里，从秭归到夷道猇亭，不过百余里，所谓“连营七百余里”，不知如何算法。陆逊以火攻取胜，亦不知如何攻法。这些，旧史都不能详。
为了争荆州，孙权曾与曹操联络，上书称臣，并接受曹操的封爵，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客观形势是，吴、蜀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强敌——曹魏，唇亡齿寒，吴、蜀重修联盟，才是图存的必然决策。于是，在吴、蜀打了一大规模的战役后，孙权遣使臣到白帝向刘备求和。刘备到此已无力量与孙权争荆州，也就接受孙权和议。222年，孙权与曹魏绝。223年，刘备死。诸葛亮继续执行东和孙吴的方略。229年，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吴，建都建业（今南京），改元黄龙。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稳定。
第四节曹魏政局的发展“唯才是举”，整饬吏治吴、蜀夷陵之战和魂、蜀、吴的相继称帝，为三国时期的历史划分出两个不同的阶段。三国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三个领导集团为了打下自己的基业而进行了各种活动。第二阶段，则是各自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活动。在第二阶段中，各国内部的矛盾比较复杂，有不同于第一阶段的特殊情况。曹操是魏国的奠基人。他破格用人、整饬吏治的政策，创造了魏国的活泼有生气的政治局面。后来，曹丕继他执政并作了皇帝，魏国的政治局面就有了变化。
曹操主张只有整饬吏治，才能打击那些目无法纪的人，使百姓安心，社会秩序得到保证。他在指责袁绍在冀州时吏治的败坏时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速逃主。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取得冀州后，曹操特别强调“重豪强兼并之法”下令“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对于地方官中注意整饬吏治、打击豪强者多加以鼓励和。加王脩任魏郡太守，“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三国志·魏志·王脩传》）。王脩曾前随孔融，后随袁绍，都有好的声名。杨沛为长社长，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杀之，曹操“以为能”（《三国志·翻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司马芝为管长。豪族刘节为郡主薄，宾客千余家多不奉法，包庇宾客不服兵役，司马芝即以刘节为兵。满宠为许令，曹洪的宾客犯法，满宠依法治罪。曹洪向曹操求情。满宠知道后，未等曹操说话，就把曹洪的宾客杀掉了。曹操听到后，高兴地说“当事不当尔邪？”（《三国志·魏志·满宠传》）曹操用人，注重真才实学。他甚至不问品行如何，只要有才能，都任用。有名的举才三令，鲜明他说出了他的这种主张。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二十二年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汗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三令的内容差不多，中心思想只有一句话“唯才是举”。在用人的具体行动上，曹操曾“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秦汉以来，地主阶级上层有世家、豪族、高资等不同成分。他们虽属于一个阶级，但属于不同等级。在同一等级中，又有各种区别。他们的社会身份又各不相同。东汉中叶以后，有机会登入仕途者，更多为世家子弟。曹操唯才是举，打破了这种压抑人才的仕途积习。他既任用世家子弟，也选拔豪族俊秀。如李典，山阳巨野人，他的从父李乾有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李乾以众随曹操征战。李乾死后，李典代领其众。官渡之战时，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臧霸，泰山华人，先随吕布，后归曹操，曹操使他领青、徐两州。又如许褚，谯国谯县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坚壁以御寇。后归曹操，为操的宿卫，很见亲信，官至武卫中郎将。李典等，都显然是豪族中人物，曹操任用他们，得到他们的效力。
曹操的主要助手，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也主要是来自世家的名士。曹操所用的士人中，最器重的一位是荀彧，是颍川人，父祖都是“知名当世”的人物。叔父位至司空。他们可能是颍川世家的第一流门第。荀彧又向曹操推举了许多人，《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称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严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这些人物成了建安年间曹操集团的骨干，在曹操左右居于重要地位。
曹操所用的地方官，也多是名士。《魏书》载“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何）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三国志·魏志·何夔传》注引）
荀彧所推举的，多是中原汝颍地区的人，系荀彧的家乡人士。曹操取得冀州后，网罗了一些冀州的人才，取得荆州后，又网罗了一些荆州人才。曹操到荆州时，王粲向他祝酒，说“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农业经济的恢复曹操重视农业经济的恢复，采取各种措施安定流民，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赋税负担，促进了社会安定的局面。
建安元年在许下屯田，是曹操采取的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许下屯田以后，曹操和他的子孙们，又继续在各地屯田，其见诸记载的就有颍川、魏郡、邺、汲郡、河内、河东、沛、洛阳、长安、汉中、皖、睢阳、芍陂、淮南北、襄城等地。屯田，特别是建安初年的屯田，为曹操解决了军粮问题，对他在军事上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建立屯田系统的同时，曹操也重视郡县地方官的选用。一大批郡县守令在恢复农业方面作出了成绩，他们尽心农事，轻刑宽政，招抚流亡农民。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锺繇为司隶校尉，治洛阳。董卓乱后，洛阳人民散亡殆尽。繇“徒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三国志·魏志·锺繇传》）。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骑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魂志·刘馥传》）。郑浑为下蔡长、邵陵令。时天下未定，人民流动，不治产业，生子无以相活，大都弃而不养。浑在官，劝课农桑，又开稻田，对弃子不养的，严加治罪。民初畏罪，后来富裕了，生下儿女也都养育了。人民感念郑浑，所育子女，多用郑作名字。后郑迁左冯诩，吏民数千余家相随。曹操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勤稼穑、明禁令，民安于农。曹操征张鲁，以苏则为金城太守。时值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有方，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又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曹操破袁绍后，以杜畿为河东太守。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耗减较少。杜畿为政，崇宽惠，百姓勤农，家家丰实。曹操征关中韩遂、马超，军粮皆仰仗河东。战后，粮食尚余有二十余万斛。杜畿在河东十六年，治绩为天下最（《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各地郡守和屯田官都注意水利，兴修水池、陂堨和灌溉水渠。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贾逵为豫州刺史，“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戈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
（《三国志·魏志·贾逵传》）。
曹操和他所用的地方官减轻农民负担，招诱流民屯田就农，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曹魏初期的单位亩产量，超过了前朝。
九品中正制和封国制曹操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精神，到曹丕在位时就有了变化。
杨沛在曹操和曹丕两代的不同际遇，很说明这种变化。杨沛，冯翊万年人。初平年间，作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他历任曹操时期长社令，九江、东平、乐安太守，邺令，护羌都尉，京兆尹等职，一再为曹操所称赞。他任长社长时，曹洪的宾客征调不肯如法，杨沛先打断他的脚，然后杀掉。曹操以为能。在九江、东平、乐安任内，也并有政绩。沛因坐与督军争斗而髠刑五岁。输作未竟，曹操听到邺下颇不奉科禁，想起杨沛的严能，遂从徒中起沛为邺令。曹洪、刘勋等听得消息，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收敛。这样一位严能之吏，到曹丕时却是“冗散里巷”，“家无余资”，“妻子冻馁”（《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杨沛前后不同的际遇，说明曹氏父子用人标准的不同。像杨沛这样以严能起家的人，就不免走到末路了。
作为这一变化的标志的，是九品官人法的制定。制定的时间是曹丕已即王位还未受禅称帝的延康元年，制定的人是陈群。《三国志·魏志·陈群传》载“文帝（曹丕）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关于九品官人法出现的背景和具体办法，《通典·选举典》有如下的论述“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由此可以看出，九品官人法的出现，就是为衣冠士族服务的。州郡县的中正，都是在朝廷任职的本地人来承担，而这些任职的人自然是以本地的士族名士为主。担任中正职务的另一条件是德充才盛。德的问题一提出，无德无行，不仁不孝，受金盗嫂的人就很难品评出来了。所以九品官人法一出，就等于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三令的精神的否定。事实上也是如此。九品官人法出来后，中正一职就为各地在京作官的世家名士所把持，而九品所品评的人物，其高品都为世家高门所独占。当然，这里也有个演变过程，如西晋的卫瓘所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遗风。”（《晋书·卫瓘传》）但不久，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夏侯玄和司马懿论中正制之失时，已经指出“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后来，到了西晋时代，在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品评人物制度下，如刘毅所说，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晋书·刘毅传》）。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制，实质上是汉末月旦评的延续，只是月旦评是社会舆论，九品官人法是官家评定。主持月旦评的人和中正官大多是世家大族的名士人物，两者是一样的。
陈群在曹操时代，只作到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椽。他的态度是“在朝无适无莫（凡事无可无不可），雅仗名义，不以非道假人。”（《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但曹丕一上台，他就活跃起来了。另外，司马懿，在曹操时也无地位，曹丕时也重要起来。陈群、司马懿和魏宗室曹真的地位一样高，成为在曹丕死时受遗诏辅政的人物。世家高门在当时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势力，陈群、司马懿是世家高门的代表人物。曹丕借助他们以巩固曹家政权，他们借政治地位和九品中正制度以发展世家大族的势力。
曹魏也有封国制，但名号是虚封，皆不食租。自曹丕称帝以后，朝廷对宗室颇多猜忌，同姓王公甚难自处。他们名义上是王公，实际上毫无权力，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形同囚犯。法令规定诸侯王皆须就国，不得停留京师；诸侯王不得辅政；诸侯王不得互相交往，也不得与别人交往。陈寿在《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中这样评述魏之王公“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另一位史家也评论“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济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以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同上传，注引《袁子》曰）袁子，指袁涣子袁准，著有《袁子正论》。
魏王公的具体情况，可以陈思王曹植为例。“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
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所谓“前过”，就是曹操爱植才，欲立为王太子。曹丕即位后，怀恨在心，故对植特为苛薄严峻。曹丕有一次发世家子弟为兵，诸侯国世家子弟也在发中。曹植上疏恳求停发他的世家子弟。他所陈述的情况，反映了曹魏诸侯王封国的可怜相。他说“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士凡二百人而名为魏东藩，使屏藩王室，臣窃自羞矣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令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瞆者，二十三人。”就曹植的情况说，里面有曹丕对曹植怨恨的因素在内。但曹魏封国的整个情况和曹植的情况是不会有什么质的区别。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和王公封国的实际待遇，反映了曹丕统治下的政局之狭隘、猜忌的情调，已失去了曹操时期的相当开朗的色彩。
司马氏夺权在曹丕所重视的世家名门中，他重用了一个日后跟曹家夺权的司马懿。
司马懿在曹操时并没有受到重用，终曹操之世，他位不过军司马。曹丕为魏国王太子时，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大为曹丕所亲任，与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四友”。曹丕称帝，司马懿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由尚书、督军、御史中丞起官至抚军将军，加给事中录尚书事。黄初五年，曹丕以尚书令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当时，军权主要仍在曹氏手中。论地位，曹真、曹休、陈群也略在司马懿之上。太和二年（228），曹休死。五年，曹真死。青龙四年（23），陈群死。司马懿的地位逐渐突出。这以后的对蜀战事，多由司马懿主持。景初二年（238），司马懿讨平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更提高了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
明帝死前，以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懿并授诏辅少主。少主齐王曹芳即位时，年仅八岁，加曹爽侍中。按照当时的官制，大将军位在太尉之上。曹爽的谋士为他划策，由他出面，奏请皇帝转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年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三国志·魏志·曹真传附子爽传》）。太傅是个闲散高官。推司马懿为太傅，表面上是提高了司马懿的官位，使在自己之上，实际上是夺了司马懿的权。
景初三年（239）到齐王芳正始末（249）十年间，曹爽掌握军政大权。
他以弟羲为中领军，弟训为武卫将军，以何宴为吏部尚书典选举，以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规为司隶校尉，把宫廷卫宿、京师守卫、官吏选举等权，都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从景初三年春明帝死到正始八年，司马懿装病家居，这几年里，司马懿虽然官居太傅闲散职位，但仍利用其政治威望，抓权不放。正始二年（24）吴出兵攻淮南、六安、樊、祖中。吴将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攻柤中。司马懿亲督诸军南征。吴兵退，追至三州口，大胜而还。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水入汴，灌溉东南诸陂，开始在淮南北屯田。淮南北的屯田，是邓艾的建议。司马懿大力，使其得以施行。淮南北屯田和开广漕渠，便利了魏在东南的用兵。“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四年，吴诸葛恪欲园寿春（今安徽寿县），司马懿将兵入舒（今安徽舒城）防御。
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矛盾，也是逐渐发展的。明帝死时，宫廷中曾出现一次小的纠纷。明帝原拟以后事属燕王曹宇，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与夏侯献、曹爽、曹肇等共同辅助齐王芳。中书令刘放、中书监孙资，居中掌权日久，曹献、曹肇心内不平。刘放、孙资害怕燕王曹宇等掌权后对自己不利，乘间向明帝诉说燕王不堪大任，并向明帝推荐曹爽和司马懿。结果，燕王宇免职，曹爽被任命为大将军，与司马懿共同辅左齐王芳。在这一宫廷纠纷中，曹爽与司马懿是站在一边的。最初，曹爽以司马懿“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三国志·魏志·曹真传附子爽传》）。何晏、邓柤等用事后，曹爽、司马懿间嫌隙渐生，曹爽作事，常常不再考虑司马懿的意见和劝告。正始八年五月，司马懿衡量了一下形势，认为还没到与曹爽较量的时机，遂以退为进，称疾家居，不与政事。
九年冬，曹爽一党的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去向司马懿辞行。司马懿装出病危的样子来接见他。他回去后告曹爽说“司马公已是尸居余气，形神已离，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又说“太傅病不可复，令人怆然！”
曹爽信了李胜的话，对司马懿放松了防备。司马懿却阴养死士，俟机发动政变。
正始十年（249）正月甲午，齐王芳谒高平陵。高平陵是明帝的陵墓，在洛阳南九十里。曹爽和他的弟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等皆陪同前往。司马懿霍然而起，奏请皇太后，废爽兄弟。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率兵屯司马门。司马懿自率兵列阵阙下。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入据曹爽营。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接管曹羲营。司马懿对高柔说“君为周勃矣！”（《晋书·宣帝纪》）原来阴养的死士三千人，至是也一朝而集，成为政变的骨干。司马懿亲自率领太尉蒋济等，勒兵屯洛水浮桥，上奏曹爽兄弟罪状。
曹爽得到司马懿的上奏，惶恐犹豫，不知所措。爽党司农桓范，原留在城内，听得司马懿发动政变，诳开城门投奔曹爽。他向曹爽建议，挟天子去许昌，招天下兵讨司马懿。曹爽犹豫不决，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去司马懿处探风声，司马懿假意对他们说，曹爽是有过的，但不过免官而已。曹爽信以为真。桓范等援引古今，谏说百端，自夜达旦。曹爽不能听，投刀于地说“司马公正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晋书·宣帝纪》）
曹爽将司马懿的奏疏送给齐王芳，请齐王芳免去自己的官，然后随齐王芳进城，被幽居在家中。几天以后，有人告发，黄门张当曾私以所选才人送曹爽、何晏等。张当供说，曹爽、何晏、邓柤、丁谧等阴谋反逆，拟于三月中发。于是收爽、羲、训、晏、飏等入狱，劾以大逆不道，皆伏诛，夷三族。曹爽一派人被杀后，齐王芳以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司马懿虽固辞不受，但自此以后，魏之军政大权皆在司马氏掌握之中。
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权力斗争中，正始十年春的这次政变是关键性的一个回合。这一回合决定了司马氏的胜利。但曹氏已统治了几十年，朝里朝外忠于曹魏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司马懿与曹爽斗争中，尽量抓曹爽的缺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明帝托孤的元老忠臣。因此，他迷惑了一些人。在他与曹爽的斗争中，有些忠于曹氏的人也多站在司马氏一边。他们看到的是曹爽的缺点和司马懿的忠贞。司马氏要想取代曹魏的皇位，还须在整个统治阶级人心中培养出威望来，对于曹魏的忠臣还有待一批批清扫。正始以后，曹魏的统治，形式上还维持了十六、七年，就是这个原因。
嘉平三年（25），太尉、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以齐王芳暗弱，受制于司马懿，拟于许昌拥立楚王彪，与洛阳对抗。王凌的儿子王广不同意他的打算。王广认为“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从王广的话里可以看到这时司马懿虽然已经专权，但还没露出逆迹。
司马懿得知王凌的谋划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出兵，迫使王凌自杀。王凌的计划没有出笼，就被司马懿扑灭了。王凌和同党皆夷三族，楚王彪被赐死。
这一年，司马懿死，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代司马懿主政。不久，进位大将军。
嘉平六年（254），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
李丰在中书两年，齐王芳常常召见他。司马师问他皇帝同他说些什么，李丰不以实告。师怒，以刀镮打杀李丰。夏侯玄与曹爽是姑表兄弟，张缉是齐王芳皇后的父亲。三人都与曹魏的关系密切。
这一年，司马师废了齐王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改元正元。
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于寿春，讨司马师。战败，毌丘俭被杀，夷三族；文钦南奔，降吴。
司马师平毌丘俭后不久死去。他的弟弟司马昭代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甘露二年（257），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司马昭带着皇帝东征，围寿春。次年，寿春破，诸葛诞被杀。
经过杀王凌、李丰、夏侯玄、毌丘俭、诸葛诞几个回合的斗争，忠于曹魏的内外势力大体被剪除已尽。
高贵乡公曹髦是曹丕的孙子，东海王霖的儿子。他代替齐王芳即位时，只有十四岁。他作皇帝朝见群臣后，司马师问锺会“上，何如主也？”锺会对曰“才同陈恩，武类太祖。”陈思王指曹植，太祖是曹操。能才同曹植，武类曹操，可真不简单。但这时，满朝大臣大都是拥护司马氏的人了，宫内近臣和宫中卫士也多半是司马氏的人，曹魏大势已去。
作了六年傀儡皇帝，曹髦实在忍不下去了，甘露五年（20）四月，曹髦决定与司马昭一拼。他召集近臣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尚书王经劝他不要鲁莽行事，称“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眷秋》）曹髦从怀里取出讨伐诏书用在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在曹髦入宫禀告皇太后的时候，王沈、王业赶忙跑去告诉司马昭，要他早作准备。
曹髦拔剑登车，率领殿中宿卫，官中奴隶数百人，鼓噪而出。头一阵遇着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司马仙的兵士看见是皇帝，个个心慌，一哄而散。第二阵遇到贾充，贾充的父亲贾逵，是曹魏的大臣，贾充却是司马氏的死党。贾充的部众看见了皇帝，也想跑。有个叫成济的问贾充“事急矣，当云何？”贾充说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成济得了贾充的话，心里有了底，赶上去一枪，把曹髦刺死于车下。曹髦死后，又立了个曹奂作皇帝，改元景元（20）。曹奂是曹操的孙子，燕王宇的儿子。这时，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剪除一尽了，司马氏所需的是对外立威，灭蜀灭吴也就提到日程上了。
第五节诸葛亮治蜀及其后的政局自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辅佐蜀汉后主刘禅，主管军国大政。刘备临死时对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恪遵父亲遗言，蜀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对刘禅，也确实作到了自己对刘备的诺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北伐中原，复兴汉室，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来的。刘备死后，诸葛亮是以“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作为他报答刘备、忠于刘禅的“职分”（诸葛亮《出师表》，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平定南中为了解除北代时的后顾之忧和开拓兵源财源，诸葛亮在北代之前，首先要安定南中。
三国时的南中，概指今四川南部和贵州、云南等地。这里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汉代统称为西南夷。刘备章武元年（22），以李恢为■降都督，住平夷县（今贵州毕节），总管南中事务。刘备死后，越巂（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西北）叟族领袖高定起兵称主，牂牁（郡治故且兰，令贵州凯里西北）郡丞朱褒据郡反叛，益州郡（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县东）大姓雍闿反，降吴。南中另一大姓孟获也参加反叛。南中的**，也使诸葛亮不得不先行南征。
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征，兵分三路。东路由马忠率领趋牂牁。中路由李恢率领出平夷，向益州郡。西路主力军由诸葛亮率领，经安上（今四川宜宾西），由水路赴卑水（今四川美姑），趋越巂（今四川西昌）。这年三月诸葛亮出师，五月渡沪，平复南中三郡，降服盂获。同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前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当时的南中，是比较荒僻的。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称之是“五月渡沪，深入不毛”。诸葛亮这次南征，取用的是攻心为上的方针，要在使南人心服。当时马谡建议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某心而已。”（《三国志·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据传说诸葛亮对孟获曾七擒七纵。最后，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平服南中后，不留兵，不留官，“皆即其渠师而用之”。他认为“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不留兵，不留官，不会是一官一兵不留。■降都督和各郡郡守，总是要由成都蜀汉政府派去的。“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大约是用作县邑官。少数民族地区的县邑，就由少数民族的酋帅来管理，称作邑侯或邑君。
《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有邑侯魏狼，苏祁邑君冬逢，都是少数民族的酋帅。这次诸葛亮出兵征服后的南中，有时也还有些变乱。如“越巂郡，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去郡八百余里”。到张嶷为越巂太守时，才改变了这种情况。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后，牂牁兴古獠人复反。马忠击斩刘胄再平南中后，■降郡督由平夷移驻味县（今云南曲靖），“处民夷之间”，蜀汉政府的势力大大向南推移了。
诸葛亮平南中后，达到了增兵增财的目的，“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华阳国志·南中志》）李恢平定南土后，“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三国志·蜀志·李恢传》）。张嶷平牂牁兴古僚人后，“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北伐诸葛亮回到成都，休息整顿了一年。建兴五年春（227）出屯汉中沔阳，准备北伐。临发上疏（即后人所说的《出师表》）写道“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次年，诸葛亮由汉中率军攻祁山。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从这次算起，到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前后与魏有六次战争。五次是蜀汉发动的进攻，一次是魏进攻，蜀汉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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