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编传记（上）
第一章周第一节周周的起源及其迁徙周是继夏、商以后在黄河上游兴起的第三个王国。凡是华夏诸侯（包括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都是由它分封或得到它的承认的。华夏诸侯也都认它是“共主”，或者称之为“宗周”。
周的始祖后稷是农业的发明者。稷是黄土高原上最先种植的耐旱的农作物，即今人所吃的小米。据说，后稷发明了农业，后人尊他为农神。关于他的降生，在《诗·大雅·生民》里有很生动的描写。《史记·周本纪》里把诗歌演绎为散文，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
这样的降生是受外物感动而生，可以叫做“感生说”，与殷商的祖先因吞鸟卵而生，可以叫做“卵生说”者不同。但是说有娀氏女为帝喾次妃，倒好象商和周同出于一个血统似的。
《周本纪》记载周的世系，也很详备。自后稷至古公亶父，都是父子世袭，从一开始就是实行嫡长子继承。这是不可信的。因为周后稷卒后，子不窋立，这不窋已相当于夏代末年。《周本纪》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至古公亶父时，他们还仍在不断奔窜、迁徙之中，他们那里还能使父子世袭顺序地继承下来，而不致中断。《周本纪》的世系可能都是后人所补充或虚构的。
周人原来与夏人杂居在汾水河水之间。汾本作汃。相传公刘迁居于邠，从分从邑，即是汾水附近的邑。邠的古文作豳，从两豕从火。“山”，象火形，不是山字。有的学者认为古代豳的地方，包括自山西西部到今甘肃陕西之间。这一带正是草木丰盛、野豕出没的地方，故豳字从火从豕，象以火焚田，驱逐野豕。
由于戎狄的不断侵扰，公刘时又继续向今陕西邠县栒邑迁徙。《诗·大雅·公刘》篇记述其迁徙之事。诗虽作于西周以后，但是它描写当时迁徙的情景以及地理环境，还是真实的。如“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描写他们在公刘父家长的领导下，带着干戈干粮，作武装性的迁徙。又说“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描写他们刚到一个高地上，搭下帐篷，住了下来，有说有笑，甚为愉快。又说“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描写他们杀豕庆贺，用匏饮酒。他们共同拥护公刘为父家长。徐中舒说。见其所著《西周史论述》97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3—4期。在公刘时，周人的农业得到恢复。但是仍旧无法避免戎狄的侵扰、压迫。因此，他们在父家长古公亶父的率领下，爬过梁山，沿着漆水沮水到达岐山周原。这次迁徙，孟子在他的著作里有很生动的描写，这可能是战国时邹鲁民间所流行的传说。《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
大王就是古公亶父。他也只是一位父家长而已。他在离开邠以前，召集耆老们前来商量。他说“二三子何患乎无君？”这“君”字正与《公刘》诗里所说“君之宗之”一样，“君”只与“宗”同义。他尽管对狄人百般地忍让，牺牲币帛，珠玉，犬马，都不能避免狄人的侵略，他不得不离开邠而继续远徙。
周原在今陕西岐山武功之间，地方不大，但土地肥沃，田里的堇荼（野菜）甜滋滋的。诗里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当是写实。975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经过挖掘，发现了宫室，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首次发现周的甲骨文。这似可证明，周人迁到周原之后的一百余年中农业与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尽管这样，当时周的社会还只能是氏族社会末期，或刚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门槛。
周文王“受命”称王，但仍是小心翼翼地服事殷纣王，作为殷商的一个诸侯。同时周又渐渐向东发展，到达关中的地方，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当时黄河对岸有虞、芮两个氏族，因为发生土地争夺，相约到周找文王判断。但一进入周境，他们二人看到周人都很有礼貌，互相“让畔”，感到十分惭愧，于是不见文王就回去了。这一故事反映周人这时土地还是公有的，阶级尚只萌芽，所以有如此温文尔雅，和平亲切的现象。
商周关系及周克商当周人正在东西奔窜的时候，殷商已处于武丁以后的晚期。甲骨文中已屡见“伐”周的记载，或又称周为“周侯”。但是商周发生关系，决不是从殷商晚期才开始的。《诗·商颂·殷武》里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氐羌是活动在今甘肃、青海至陕西境内的两个半农半牧部落。甲骨文中已屡见殷商诸王伐羌的记录。商人对羌人俘虏非常残酷，常常用于人殉或用为奴隶。殷商与氐羌可谓世敌，羌人与周人却世通婚姻。后稷的母亲姜原，就是羌族有邰氏的女子。所以殷商征服了氐羌（当然是部份的氐羌人），恐怕也把周人包括在内。
根据文献材料和甲骨文看来，周与商有战争的一面，又有和平的一面。
周自季历至文王时，他们都曾经联合殷商共同抵抗从北方侵入的鬼方、土方、■方等，因而得到商武丁、文丁的赏赐。季历还做了殷的“牧师”。尽管后来季历仍被文丁所杀，但是和平的关系却是主要的。文王时，周的国力已经强大，它已征服了周围的密须、阮、共和犬戎等小部落，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但就是这样，文王也仍然不改变小心翼翼以服事殷的态度。周这时对殷参看斯维至《早周历史初探》，979年《历史研究》第5期。
商的和平政策，可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不是一般的屈辱的表示。
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条“彝文武帝乙”之辞。文武帝乙是殷帝乙的异称，他是纣王的父亲。为什么在周原甲骨文中却有帝乙的名号呢？这可能是在周原有殷商的宗庙。殷纣王曾经到过周原，故有祭祀其父文武帝乙之辞。这反映了周文王时确已成为殷商的诸侯了。但另一方面，周文王已受命称王。所谓“受命”就是受上帝之命。《诗·大雅·皇矣》写道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这是说伟大的上帝从天上往下观看，从四方观察，寻找一个有光明德行的人，最后找到了季历的儿子文王，这就是接受上帝的命令而称王的意思。他称王以后，便开始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安定县），并打败了耆国（耆一作黎）。耆在今山西黎城，是殷商的门户，故耆被打败之后，殷祖伊感到畏惧，便去劝谏纣王。纣王漫不经心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没料到天命是可以改变的，也没有觉察到周人是在积极地准备改变天命的工作。接着，周文王伐邘、伐崇侯虎。崇侯虎灭后，文王自岐下徙于丰。次年，文王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武王没有改元，继续用文王的年号，称作九年。他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傅，召公毕公为左右，继续文王的绪业。就在这一年里，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观兵是试探性的示威，并不是准备与殷商直接开战。他出发时，把文王的木主载在小车上，居于中军，自称太子发，意思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实际上是带着“血亲复仇”的性质。这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据说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纣可伐矣！”武王不可，罢师而归。过了二年，武王听到情报说，纣愈加昏乱暴虐。殷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纣有重罪，不可不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武王作《太誓》，指斥殷纣王的罪行，以激励战士。
十二年二月甲子，天朦朦亮，武王的军队到达商郊牧野，他发表《牧誓》，再次指斥纣王的罪行以激励诸侯和战士的斗志。据新出土的《利■》铭文，可知武王所以决定甲子这一天与纣开战，是出于右史利观察星象而决定的。《利■》说珷克商，惟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易（锡）又（右）史利金。
这甲子是一个大吉的日子，武王因此获得大胜。其实，这次武王的军队不战而顺利地进入了朝歌，是因为东夷人不肯为殷纣王卖力，发生哗变，纷纷倒戈，迎接武王。朝歌在今河南淇县，至今尚有遗迹，距安阳商都还有百里。据说武乙已迁都于此，故朝歌一失，商已无力抵抗。纣王于是纵火。这次战争，是关系到商周一兴一亡的关键。虽然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争，殷商在东方沿海的势力也未彻底消灭，但这是殷商灭亡的开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转折性的大事。它正与商汤过去灭亡夏朝一样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民”。这就是说，周代替了商，是有天命的，它建立了第三个古代王国。史书上对于此一事都有记载，地下出土的《利■》，可以与文献互证。周公东征及封土建国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成王的叔父。武王即位时已年老，克商以后不久，他便去世了。当时周已建国，但基础还很不巩固。东方沿海的东夷和殷商的势力也还威胁周的安全。成王年纪还轻，不能担当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势之下，周公不得不摄理国政而称王。这在《尚书》诸告中是有明证的。《康诰》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王”明是周公。因《康诰》是封康叔于卫的诰命，故周公说“孟侯，我的弟弟小子封”，只有周公才配称呼康叔为弟，封则是康叔的名字。倘若王是成王，就说不通了。
周公的摄政称王，曾经引起周初政治上的一场斗争。武王克商之后，他清楚地意识到周本是“小邦”，殷商的势力还未消灭，他不得不把安阳淇县之间的土地分一部分，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使他统率殷纣王留下来的部队和宗族。他另分一部分土地给他的弟弟管叔、蔡叔，以监视、防范武庚和殷商的残余势力。但是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称王，没有得到管叔、蔡叔的谅解。大臣召公也颇不满。他们便散布谣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武庚禄父于是乘机煽动东方徐奄、淮夷举行叛乱。在这危急关头，周公便毅然决然举行东征。召公、太公等大臣也改变了态度，共同参加东征。经过三年艰苦的斗争，终于征服了今山东全境、河北以北至辽东半岛。许多东夷人、夏商的后人以及前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氏族部落也被周人所征服，成了被统治阶级。
这次周公东征是武王克商的继续，而且战争时间长，地域广阔，部落林立复杂，是一场剧烈的战争。这连孟子一向崇拜文武、周公为“仁义之师”的也不得不承认“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经过这次战争，殷商徐奄的势力被镇压下去了。一部分不甘心做顺民的便四处逃亡、迁徙。如蒲姑氏从山东半岛迁徙到辽东，渡海到了朝鲜半岛；盈熊等从山东沿海域经泗水到了江淮流域；秦赵从今山东、河北北部到了今山西、陕西北部。商周兴亡之际，是我国民族大动荡、大迁徙时期。秦赵都有玄鸟图腾传说。秦的祖先蜚廉无疑就是孟子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的那个蜚廉，他本人死了，他的子孙却一直向西北迁徙，终于在戎狄中成长壮大，后来建立强大的秦国，最后由秦统一中国。赵，就是后来的三晋之一。
现在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统治从黄土高原到黄河南北以及沿海的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周的办法是实行大规模的封建，分封本族兄弟亲属到各被征服地区去建立国家。古代的国是指城邑。周的封建，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谓“封建”，这已是不必再交待的了。
周室始衰成王、康王时期是周室的极盛时期。史称“成康之际，刑措四十年不用”，意思是说，对内社会安宁，对外也无战争。但是到了昭王穆王以后，周室便开始衰落了。
昭王向南用兵，征伐徐楚。铜器铭文有许多关于此事的记载。如《过伯■》说“过伯从王南征，伐楚荆。”《■■》说“■从王伐荆”。《竹书记年》记载昭王南征，说他从十六年至十九年对楚连续用兵，十九年昭王“丧六师于汉”。
《孟子·滕文公下》。
穆王时期，西北的犬戎十分活跃，其足迹已到达泾水上游。穆王出征，只获得四白狼四白鹿归来。这四白狼和四白鹿，当不是动物，而是犬戎部落的图腾，这就是穆王获得犬戎白狼白鹿八个氏族首领。有的学者推测，犬戎可能就是起自西北的白狼，所以他们的图腾都是白色。这次穆王征伐犬戎前，大臣祭公谋父曾经劝谏他不要出兵。他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就是说，应该采取怀柔、宽大的政策，而不应该进行战争。穆王不听祭公谋父的劝谏，反倒举行大规模的西征。有一部《穆天子传》，记载他的旅程很为详细。他看到许多奇花异草，珍禽野兽，还见到美丽的西王母，流连忘返。虽然这里有些神话、巫术色彩，而且地理亦难详考，但穆王西征，确是事实。
当穆王尚在西征途中，淮水流域的徐偃王乘机反周。穆王闻讯，立刻命赵的祖先造父迅速驾车回国。“徐偃王”这个名号很有问题，而且时间与穆王的时期也不符合，因此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徐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自今山东东南到江苏、安徽淮水一带，都是他们活动的地方。后来楚人西迁到达湖北陕西交界的地方，而徐和舒仍在这一带活动。
宋代出土的《■■》记载了厉王时“南淮夷”进入洛水伊水之间。厉王命■出征，打退了南淮夷的侵略，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杀了南淮夷一百人，捉了四十人，又夺回被南淮夷取去的俘虏四百人。南淮夷中，以徐为首领。这次战争，表面上是厉王取得了胜利，而南淮夷之强大也可以想见。
这次西周的兵力分布于三个据点一是“殷八师”驻在殷的故地朝歌，以对付东夷，镇压殷人。《小臣■■》说“命伯懋父（即康叔的儿子康伯懋）以殷八师征东夷”。二是成周八师，驻在周初营建的成周洛邑，主要是保卫成周，镇抚南土。《录卣》说“王命■曰揸（今）淮夷敢伐内国，汝以其成周师氏，戍于叶■。”成周师氏即成周八师的师氏。《竞卣》说“惟百■父以成师即东。”成师也即成周八师。南淮夷作乱，即用成周八师前去征讨。三、是西六师，驻守丰镐，拱卫周的本土。在西周全盛时代，这里就不需要象殷八师和成周八师那样多的兵力，故只设六师。穆王时期的《蠡尊》说“王命蠡司六师暨八师”，六师就是西六师，八师就是殷八师，都由蠡一人率领。看来殷八师的地位，已不如周初那么重要，或者已退驻于西土。
昭王南征不返，这时周的力量已不能控制南方。穆王继昭王之后，只好在南方建立防线，派兵戍守。这在许多铜器铭文中都有记载。
《史记·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衰微”，“穆王即位，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道衰微”，可见周王室的最高统治一步步走向衰落的过程，不到周室东迁，就已开始了。这时周室内部社会矛盾随之增长。厉王晚年信任荣夷公。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艰”2，由此引起贵族的反对。这“好专利”，究竟是什么呢？按照周制，土地王有，但是王应把土地财产赐给贵族，贵族可以世袭占有，但是只有占有权而无私有权。现在厉王听从荣夷公“专利”，就是厉王使用土地王有的权力，取回贵族占有的土地。《诗·大雅·瞻卬》说“人有土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这虽然说的是幽王时的情形，但是厉王时已开其端，以致愈来愈加严重。厉王为了防止贵族和平民反抗，还使卫巫“监谤”。大家不敢说话，在路上见面，用眼关于殷六师、成周八师、西八师的解释，从徐中舒说。
2《国语·周语上》。
睛默默地表示反抗。大臣召公劝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他要厉王“宣之使言”，使国人有说话的权利，要象治川一样，不能用壅土的办法，否则一旦决裂缺口，就更加危险了。“国人”，本来就是住在城里的贵族（自卿大夫士以至小人）都是有相当政治权利的，所以召公这样说。厉王不听，终于发生了国人叛乱，把厉王驱逐出国。厉王最后死于彘（今山西霍县东北），没有回国。这次国人叛乱，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政治大事。
宣王复兴厉王被逐出国，发生于公元前84年。从这一年到公元前828年，共十四年，没有立王，而由贵族周召两公执政。一说是由卫国的共伯和执政。我国从公元前84年起，开始有了顺序的纪年，这也是我国史学发展上的一件大事。
十四年以后，即公元前827年，厉王的儿子静，在贵族的拥护下即位，是为宣王。宣王时期，对付西北的ǎ狁和南方的淮夷，都战果辉煌，出现一个复兴的局面。但是他无法制止内部社会矛盾的发展，因而在复兴以后，接着就是西周的衰亡。
宣王时最大的敌人是ǎ狁，它曾经深入泾水洛水之间。《诗·小雅·六月》说“ǎ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据说焦获在今陕西三原。镐，即镐京。方，金文作“■”，从艸从方，与“丰”象草木丰盛之形相似，故方可能就是丰镐之丰。由此可见，ǎ狁的踪迹已经到达周的京城附近了。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周以尹吉甫南仲防守丰镐，加强防御，命方叔率领大军抵抗ǎ狁，一直打到太原（太原的地方已难详考，意即大平原）。此后，宣王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据说这就是宣王的“藉田”所在。在与姜氏戎作战以前，宣王已“不藉千亩”了。这可能是因为姜氏戎已经占领了千亩，所以宣王废止藉田之礼。姜氏之戎显然与ǎ狁是同伙的，所以ǎ狁败于太原以后，它又向周挑战于千亩。
周宣王时对ǎ狁的战争，铜器铭文记载颇详，可补充文献之不足。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和《不其■》等的铭文看来，战争的地点似集中于洛水上游。宣王消耗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总算得了胜利。他封韩侯于韩。从《韩奕》诗的内容看来，韩应在今河北北部，与南燕接近，其目的正在防御北方的游牧部落。
宣王与ǎ狁作战胜利之后，把姜氏之戎等迁移到了南方（在今河南南阳盆地），给他们建城。《崧高》就是歌咏封申侯于谢的诗。《诗·大雅·江汉》和《常武》等都是叙述召伯虎征伐淮夷有功之诗。
第二节东周西周灭亡及平王东迁公元前78年，宣王子幽王即位。宣王末年以来，西北干旱严重，又发生地震，游牧部落乘机侵入。周太史伯阳父根据阴阳五行的学说，认为这是周将灭亡的预兆，这时，洛、泾、渭三川都干涸了，岐山也发生崩塌的现象。幽王宠爱褒姒，要想废掉申侯的女儿申后。褒姒是姒姓褒的女儿（褒在今陕南褒城），申侯是姜姓，因此就引起了姒姓与姜姓之间的斗争。褒姒生子伯服。按照嫡长子继承法，申后所生子宜臼应立为太子。但宜臼不得立，而伯服却被立为太子。所以伯阳父说“祸成矣！无可奈何！”
《诗·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和《小弁》等诗，都是刺幽王政治昏乱的。但在刺宣王的诗里，如《我行其野》等，已可见宣王时实际已埋伏着祸乱的根源，而幽王时终于爆发出来。公元前77年，申侯与犬戎联络，进攻幽王。诸侯都不来救。犬戎与申进入丰镐，幽王急忙逃到骊山，被骊山之戎所杀。伯服逃到晋国，晋有立伯服之意。前太子宜臼逃到申国，也有一些诸侯拥护宜臼的。申侯方面的势力要大于伯服，终于晋侯又杀死伯服。宜臼即位，是为平王。
这时关中已充满了戎人，宫室文物都被毁坏，土地荒芜。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继续建国，是为东周。后来西周故土由秦所收复，秦于是列为诸侯。洛邑的都城，早在周公时就已建筑，是由成周（洛阳）和王城（今洛阳西）两个城组成的。平王东迁，居于王城。从此历史上称丰镐时期的周为西周，东迁以后为东周（前770年—前47年）。
东周的衰微周室东迁，王室衰微，政权下降。其时强大的诸侯，有齐、晋、楚、秦相继称霸，出现了所谓“政由方伯”的局面。这时期，周王室内部也发生王位争夺和卿大夫专政的现象。平王和桓王时（公元前79—前97年），郑庄公为周卿士，以后，虢公也为平王的卿士，因此发生郑虢争政。周召二家原是周公召公之后，其后周公黑肩为卿士，与虢公分权。庄王时（公元前9—前82年），周公意欲弑王。辛伯与王共杀周公黑肩。以后，由虢公执政。僖王初，齐桓公称霸。周公忌父执政（公元前8—前77年）。
惠王初（公元前7—前52年），发生王子颓之乱。惠王夺大臣边伯等的园林为囿，作为田猎场所，因而边伯与王子颓共同作乱。惠王放于温，不久又逃到郑，国人立王子颓为王。郑杀王子颓，复送惠王入国。惠王之时，周公忌父与虢公并政。
襄王立（公元前5—前9年），又发生王子带之乱。襄王母早死，惠王生叔带，有宠于惠王。叔带与戎狄合谋，共伐襄王。襄王击败叔带，叔带逃奔齐国。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子带之乱遂告平定。公元前38年，子带复归于周。公元前3年，郑伐滑（今河南缑氏县）。因为滑是姬姓国，故襄王请郑放弃对滑的战争。郑不听，反而把王派去的使臣捉了起来。王大虢原在今陕西宝鸡虢镇，周东迁时，它随着迁到今河南三门峡。
怒，将用狄人的兵力去攻打郑国。富辰谏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子颓之乱，由郑之由定，今岂以小怨弃之？”王不听，终于以狄兵攻郑。王很感激狄人，将以狄女为后。富辰又谏曰“王弃亲亲狄，不可从。”王又不听。过了两年，王又把狄后废掉，狄兵于是攻王。襄王出奔于郑。
王子带取襄王所遗弃的狄后，同居于温（今河南温县西）。襄王告急于晋，晋于是进攻南阳。当时，这一带还是戎狄与姬周杂居的地方。晋诛叔带而送归襄王于周。这事发生于公元前35年，正当晋文公宣扬“尊王攘夷”的时候。
顷王、匡王、定王期间（公元前8—前58年），晋楚争霸，势均力敌。邲之战，晋为了救郑，与楚战于河上而败。这是在城濮战后，晋楚之间的第二次大战，但晋仍是楚的强敌。楚庄王时，楚又不断伐宋、伐郑、伐陈。楚庄王灭了陆浑之戍，路过洛邑，问鼎的大小轻重，但是总不敢妄动。鄢陵之战，晋胜楚。从此，华夏诸侯内部贵族专政的局面已经形成。
公元前544年，周景王立。他宠爱王子朝。他是庶子，按宗法是不当立的。景王未及立他为太子，已经死了，因此引起了王子朝之乱。但国人不拥护他。立景王的长子猛为王，是为悼王。子朝攻杀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子朝竭力抵抗，敬王不得入。过了四年，晋景公率诸侯之兵攻入周，敬王才得即位，子朝屈服。公元前529年，子朝之徒再次作乱。敬王逃到晋国。次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这次王子朝之乱延续达十六年之久。据王子朝告诸侯书说“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制乱天下”。又说“晋为不道”。单、刘，是当时周的卿士。可见这次叛乱，有内部贵族的煽动，还有诸侯也参与其事。
东周的分裂及其灭亡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以“尊王攘夷”为旗号，结为联盟，抵抗夷狄（包括秦楚），因此，“周德虽衰，其命未改”。战国以后，客观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周王室已名存实亡了。
战国时期，早已不是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局面，血缘关系趋向淡薄。战国时，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宗法封建秩序，而是在掠夺土地和人民。
公元前34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已开始诸侯称王。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楚在春秋时期，就一直称王。诸侯称王事实上已不承认周为宗主国或者共主了。
战国以后，周本来很弱小，内部又不断发生王位的争夺。到考王时（公元前440—前42年），他自居于洛阳（成周），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是为西周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伐立。公元前37年，威公去世，少子根和公子朝争立。韩、赵两国帮助少子根即位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这样，周已分裂为西周（以河南为中心）和东周（以巩和洛阳为中心）两个小国。它们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公元前25年，以韩、赵为首的伊阙合从攻秦之战，西周也参加了。失败后，西周君献出了土地和人民，就灭亡了。前249年，秦又攻灭了东周。从此，距秦统一六国已不在远。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第二章鲁、卫鲁卫是周王朝的兄弟之邦，在周初镇抚叛乱、夹辅王室的活动中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鲁一直以守周礼见称。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在政治上，卫也有类似于鲁的传统。
第一节鲁周公和鲁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的封国。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文王在时，旦为子孝，并且富于仁心，和一般兄弟不一样。武王即位后，旦辅助成王，卓有功勋。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同行。十一年伐纣，在牧野，大败殷商军队。纣知大势已去，便而死。周公拿着大钺，召公拿着小钺，一左一右，夹辅周王，衅社祭天，告纣之罪。这时，在黄河下游和东方沿海，还有殷商和东夷的势力。因此，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继续统治殷商王畿以内的一小块地方，并使管叔、蔡叔监视他的行动。
武王已克商，但沿海东夷尚未安静。武王有病，群臣都很担忧。太公召为之卜。周公说“不可使我先王担忧！”愿以自己的生命作保证，替武王祈福。于是设三坛，向北站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和文王。史册作祝辞说“您们的元孙武王发，勤劳过度而生了病。三王在天之灵应该保护子孙。旦愿意代替发。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发不如旦，所以不如让我代他到上天去服务，而使发治理四方，安定子孙于下地；不要使四方人民胡作非为，无所敬畏，以致失掉天命。我现在用元龟占卜。您们三王如果应许我的要求，我以璧圭奉献，等待您们的命令。您们如果不应许，我便撤走璧圭。”周公对天和祖先表示忠诚，甚至带着威胁的语气。史册祝辞毕后，再行占卜。卜人说“吉”。卜与史册的祝辞完全一致，都是“吉”。周公心里感到高兴，把史册的祝辞放置在金线编制成的柜子里（叫做“金縢”），并命令保管的人不对外言。后来武王还是死了。那时武王的儿子成王涌，年龄还小，当时国家行政命令，都出自周公。因此引起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的猜疑，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周公于是对太公望、召公奭解释“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2但是管叔、蔡叔仍不谅解，居然参加了武庚和东夷的叛乱。周公和召公、太公毅然举行东征。三年，东征胜利，实行封建，封召公奭于燕（包括今河北北部到辽河一带）；封太公望于齐（包括今山东潍水到山东半岛）；封周公于鲁（包括山东的东南部），与齐以泰山为界。这是周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三个国家。
周公、召公和太公都未亲自就国。东征胜利后，他们三人都回到了周，而由他们的儿子去分别统治鲁、燕和齐。当时周公、召公、太公同心协力辅见《尚书·金縢》及《史记·鲁周公世家》。《金縢》可能传自史官，不一定是原文，但可以知道周公的思想信仰。
2《史记·鲁周公世家》。
政，而周公的地位要比召公和太公更高，他作为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据说，周公摄政只七年。成王长大了，他就还政于成王。周公摄政期间，他“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在今《尚书》里，诸如《康诰》、《洛诰》、《酒诰》、《顾命》等篇中，还可以看出一二。孔子说得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虽然很羡慕周文化，但他也认为，周文化也还有夏商文化的因素。
周公对于周王室有很大的功劳，所以鲁在诸侯国家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至春秋礼崩乐坏时，当时人还说鲁“犹秉周礼”。
鲁的建国及国野制度周公初封原在今河南鲁山。周公东征胜利后，占领了徐奄，才把鲁由鲁山迁徙于今山东曲阜，仍称其国为鲁。
曲阜原是徐奄的地方。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徐奄人民被迫向江淮流域迁徙，留下来的就成为鲁国的附庸。《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商奄也就是少皞的后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淮夷、徐奄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按《史记》这一记载，可能有误。因为周公东征，伯禽随行，则伯禽即位应在管蔡之乱以后。《肸誓》即今《尚书》的《费誓》，费亦作粊、鲜、狝，在曲阜之东郊。这都是同音通假之字，实即一地。伯禽为了镇压淮夷、徐戎，在费宣誓作战，时间亦应在伯禽即位以前；或者是即位之后，仍有淮夷徐戎之乱。春秋以后，鲁与淮夷徐戎也仍不断发生战争。《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孙星衍注云“《左传》说古者百里之国，三十里之遂（隧），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国，九里之遂，三里之郊。”据此可知，在古代，国（城）以外就是郊（遂与国之交界，故曰郊），郊以外就是遂。这就是国野制度。国（城）中居统治阶级，野（遂）居被统治阶级。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待遇也不同。《费誓》先对国人说你们要把甲胄、干戈、弓矢都准备好。你们要把牛马拉好，把井、穫（井、穫都是为捕获野兽而设的陷井）杜塞起来，以防牛马误堕其中。如果伤害牛马，就要受到常刑。你们的牛马，臣妾（奴隶）逃跑了，不要离开军队去追赶。如果离开军队去追赶，就要受到常刑。你们不敢抢夺人家的东西。有敢逾越垣墙，盗窃人家的牛马，引诱人家的臣妾，要受到常刑。甲戌那天，我要征伐徐戎，你们要准备好自己的干粮。准备不及的话，要受到大刑。
原文比较难懂，其实却是很朴质的语言。这里主要说话的对象是战士，是征服者。他们是军队中的骨干。他们要自备弓矢、干戈以及粮食。他们还有在战争中所俘虏的牛马、臣妾（男女奴隶）。周公伯禽告诫他们不要违犯命令。如果违犯，一般的处分是“常刑”，大刑就是斩首及其它肉刑了。下面接着又对被征服的野人说你们要准备桢和榦。甲戌前，我在战地上要用的，都要你们供应。
否则你们和你们妻子就要都没为奴隶。你们还要准备刍茭（草和干草）。如果准备不足，你们要受到大刑。
由于野人是被征服者，不但语气极其严厉，而且一来就是“大刑”。你们和你们妻子都要没为奴隶，原文是“汝则有无余刑非杀”。一般来说，被征服者是只供应战争用的器材、草和干草而不上前线。
关于国野的区别，这实在是最可信的史料。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战国时，国野制度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已解体了，但是孟子认为国野是两个阶级，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这是有根据的。国人什一使自赋，就是他们只当兵和出兵赋。而野人则是“九一而助”，还保留着殷人的井田制。君子与野人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按古代的等级制说，野人中主要就是庶人。（工商居住于国中，但他们不是国人）他们比“皂隶”要高一个等级。按阶级来说，他们是“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恩格斯语）的平民。
古代山东境内，氏族部落林立杂居。齐鲁对于它们的统治政策，是有差异的，《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着一个故事鲁公伯禽就封以后，三年才回京“报政”。周公问道“何迟也？”伯禽问答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但是以前太公封于齐，只五个月就回到周来“报政”了。周公说“何疾也？”回答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因此周公太息说“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显然是根据春秋以后的情形说的，因为鲁在西周并不太弱。但这一故事说明，齐鲁对当地的被征服者在政策上确有不同。齐国因循旧俗，所以比较简易。鲁则积极改革旧俗，推行周政比较严格。如国野制度，齐国在春秋齐桓公时才实行，即其一例。
三桓的形成及季氏专政孔子概括春秋时期的历史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是孔子指西周时期说的。春秋时期是“天下无道”。鲁国公室衰微，没有争霸，但三桓专政，陪臣执国命。
三桓是指桓公的三个儿子及其后裔。按嫡长子继承法，他们只能享受采邑，另立小宗，应该听从大宗（公室）的领导。在采邑内，他们是高级的统治者。在国内，他们又被公室所领导。但是他们世代享受卿禄，子孙繁衍，干预公室，因而造成私家强而公室卑弱，即孔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但鲁国如此，其它诸侯国也差不多如此。孔子只是举鲁国为例而这样说的。《左传》隐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从这段记载看来，隐公是惠公的庶子。因为惠公嫡夫人没有儿子，故隐公只是“摄政”。《史记·鲁周公世家》补充说“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这比《左传》的记载更为清楚。《孟子·滕文公上》。
《论语·季氏》。
值得注意的是诸侯国家里同样有“摄政”制。息，即隐公。允，即桓公。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2年），到杜圃祭祀锺巫，为公子翚（挥）所弑，是为桓公即位。
春秋初年，齐、鲁、宋、郑关系密切。桓公夫人系齐襄公的妹妹。桓公十六年，他带着夫人到齐国去。襄公因与妹妹间的私情，为桓公所察觉，派彭生与桓公同车，在车上勒死桓公。鲁国责襄公，襄生杀死彭生，把尸体送给鲁国以卸脱罪责。春秋时期贵族之间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保存着许多群婚制的现象，而以齐国较著。襄公与其妹的关系，可以说是这种遗风的留传。桓公死后，太子同即位，是为庄公。庄公死，庄公的兄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都是桓公的庶子。他们及其后裔，即所谓“三桓”，逐渐成为鲁国的强宗。
庄公病危，照习惯要预立太子。他征求弟叔牙的意见。叔牙说“一继一及，鲁之常也。”意思是要庄公立庶兄庆父。庄公心里不愿意，退而问弟季友。季友坚决拥护庄公的儿子斑，表示宁愿以死作保证。庄公说“叔牙想立庆父，怎么办？”季友以庄公的命令要叔牙到鍼巫氏那里去，使鍼季强迫叔牙饮毒酒自杀，而立其子为叔孙氏。这是叔孙氏的来历。公元前2年庄公卒。季友立斑为君。庆父派国人荦杀了斑，而立庄公子开，是为闵公。季友因立斑失败，逃到陈避难。
庆父非常凶横。他的子孙以他为始祖，建立宗族，号孟孙氏，亦号仲孙氏。这是孟孙氏（仲孙氏）的由来。
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哀姜本来要立公子开。闵公即位后，她又与庆父合谋，想谋弑闵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袭杀闵公。季友听到这一阴谋，与公子申奔邾。邾在曲阜之西数十里，原是鲁的附庸。季友想由邾潜入鲁国。鲁人内应，要杀庆父。庆父害怕，逃到莒国。季友奉公子申入国，立为僖公，申也是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贿赂莒国，要他们遣送庆父。庆父被迫回来，季友使人杀死庆父。这时，齐国已是桓公在位，他要称霸，不得不做点霸主的样子。他召哀姜于邾，而后杀死了她，把她的尸体送归鲁国。僖公以礼葬之。
季友的母亲是陈国之女，所以他逃到陈国避难。他和庄公少子申自陈到邾，拥申为僖公，有功于鲁，成为季孙氏的始祖。
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之中，以季氏为最强，后人对它有种种传说。鲁桓公在生他前，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周社与毫社），为公室辅。季友亡，则鲁不昌。”这已经预示着季氏将来要繁荣发达。后来他生下来后，又有文在掌上如“友”字形。故名友，号为“成季”。
鲁自僖公以后，至文公、宣公、成公期间（公元前2—前573年），公室卑于小侯，日益衰微。而季氏与公室和东门氏、叔孙氏不断发生斗争。僖公是以季氏的拥立而即位的，因而奠定了季氏专政的基础。僖公卒后，文公即位，另一贵族东门氏开始争政。文公有三妃，长妃齐女为哀姜（与前哀姜不是一人），生子恶和视。次妃敬嬴，生子俀，得到文公的嬖爱。俀的保护人襄仲（仲遂）是东门氏贵族。他要立俀，叔仲（叔孙氏）反对。襄仲于是请求齐国为外援。齐惠公新立，要与鲁亲近，所以答应了襄仲。公元前《史记·鲁周公世家》。
09年，文公卒，襄仲杀了恶和视而立子俀，是为宣公。
宣公时，公孙归父因其父襄仲有功，得到宣公的信用。季文子对此不满，宣布说“使我杀适（嫡）立庶，失大援者（指齐），襄仲！”这是季氏对东门氏的公开挑战。这时公孙归父也劝宣公“去三桓”，并联晋为外援。成公即位，叔孙氏与季孙氏之间的斗争又发展起来。叔孙宣伯得到成公母穆姜的，宣伯反对季文子，“欲去季孟（季孙氏与孟孙氏）而取其室”（此室字不专指妻妾儿女，而是奴隶、财产）。这时成公将与季文子聘问晋国，穆姜硬逼着成公答应此事。成公一面敷衍，一面加强宫殿的守备，使宣伯、穆姜不能得逞。这时宣伯也赶到晋国，对晋国当权的大夫郤犨说“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栾氏、范氏），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晋于是执季文子。成公回国后，使子叔声伯请季孙于晋。郤犨要子叔声伯除去仲孙蔑，并扣留季文子。声伯说“若去蔑与行父，是大弃鲁国而罪寡君也。若犹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晋君，则夫二人者，鲁国社稷之臣也。”范文子和栾武子商量，觉得季文子在鲁国有崇高的地位，影响很大，决定放回季孙行父。这是叔孙氏与季孙氏之间的一次斗争。但季氏从此更加强大了。史称季文子死后，“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指僖公、文公、宣公三君）”，这可说是反映他在鲁国所享有的信条。
初税亩、作丘甲和舍中军鲁襄、昭时期（公元前572—前495年）是三桓，尤其是季氏最强盛的时期。季氏行父执政之后，仲叔蔑（仲孙氏）、公孙豹（叔孙氏）执政。后来又是季孙宿、叔孙舍执政。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一总结说“鲁之执政共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孙氏二人，孟孙氏一人，东门氏一人。”这可见季孙氏独占优势的地位。
在季氏专政时期，鲁国出现了初税亩、作丘甲和舍中军等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几件大事，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特点。
《春秋经》，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税亩”。《春秋经》只有这样三个字。综合三传的解释看来，是从此年起，鲁国公室开始向私田征税。原来井田制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公社农民助耕公田以外，私田收入本属农民所有，此即所谓“藉而不税”。藉者，借也，即借民助耕公田（也即藉田）。“藉而不税”就是助耕以外再没有其它负担。亩就是“八家皆私百亩”的私田。现在鲁国公室向农民私田征税，这是不合旧制的，所以三传对此都有严厉的批评。《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意思是说，农民的负担不超过公田以外，使他们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因此初税亩，——向农民私田征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是不合理的。《公羊传》说“税亩者，何也？履亩而税也。”据《国语·齐语》，春秋初，齐桓公已经按土地面积大小征税了，时间上要比鲁国更早，但是《国语·齐语》的记载混杂着战国时的制度，不一定可靠。但初税亩确是鲁国向农民的私田征《左传》、成公十六年。
《史记·鲁周公世家》。
税，这是可以肯定的。《谷梁传》说得更为明白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
这一段记载，虽然出于汉代人之手，但是它对于公田和私田的关系说得相当明白。春秋以后，井田中的公田已因“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绝大部分被掠夺而成为暴君污吏、贵族官僚的私有土地了，而农民却仍按旧习惯“助耕公田”。这样一来，助耕也就成为徭役劳动，土地的掠夺者也就成了地主。马克思在谈到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在中世纪时期还保留着公有土地制的残余时说，它们原来有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土地，前者由共同体成员共同耕种，后者则是分给共同体成员一家一户耕种的。虽然有所谓公田和私田之分，但都是共同体的公共财产。这种共同体就是公社，其土地制亦即井田，所以有公田和私田之分。马克思接着说“在时间的进行中，这种公地被军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夺了，自由农民在他们地上做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发生的。”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履亩而税”就是井田制被破坏和掠夺了以后，向农民征收租税的情形。我国古代本无“租”字，租税之租正是反映“助耕公田”的助变为租的历史进程。在“初税亩”时，也许只限于私田征税——即“履亩十取一也”，而公田依然还是保留“助耕”，故《谷梁传》说“初税亩者，非公（室）之去公田也。”当然，公田最后也被取消（被掠夺），这只是不久将来的事情。到春秋末年，不论公田私田，都采用租税的剥削方式了。
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公社农民自然不是没有反抗的。《诗经·齐风·甫田》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甫田就是大田，诗中说公田里已长满了莠草，正是公田被荒芜不耕的现象。公田是由官吏们督责农民耕种的，故公田“稼不善”是农民不勤奋耕种的缘故；私田“稼不善”则是官吏过度剥削农民的缘故。
上文讲田野制度时已说过，国人当兵并出兵赋，野人是不当兵的，只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初税亩”以后的四年，公元前590年（成公元年）鲁国又“作丘甲”。《谷梁传》解释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
甲是牛皮或犀牛皮制成的。国人当兵，所以是国人之事。春秋以后，战争频繁，兵源愈来愈不足，国野的界限不得不取消了。丘原来是野外的地名，古人居住于丘，故曰“丘民”。丘甲就是开始要野人（丘民）也纳兵赋。战国时《司马法》说“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每丘出牛一头，应为四头），是曰匹马丘牛。”马牛既可为运输之用，也可制皮甲。
公元前484年，哀公十一年，“用田赋”。田或作甸。甸从勹从田，意指城郊四周的土地。西周时所谓甸服，即此甸字。《司马法》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可见甸在丘外。《左传》于是年记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
田赋亦即甸赋。按照孔子的意思，如果“敛从其薄”，“丘亦足矣”；不然《资本论》第一卷，第38—39页。
的话“虽以田（甸）赋，将又不足”。当然战国以后如秦那样，“用田赋”就是指所有的田亩了。甸赋则是鲁统治者更进一步增加公社农民的负担。至此国野的界限也不存在了。
用田赋，是季孙氏的意见，这是《左传》和《国语》明白记载的。初税亩，作丘甲，虽然没有指明是季孙或三桓共同的意见，但是很可能是他们共同的意见。何以知之？《论语·颜渊》说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是宣公初税亩以后一百余年了，遇到年成欠收或饥荒之时，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即彻）已显然不够支出。有若的话是要哀公不分公田私田都征收赋税。
古代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这是大概的规定。三军分上、中、下三军。中军一般由国君率领，其他二军由卿大夫率领，如齐楚都是这样。公元前52年，襄公十一年，鲁“作三军”。可见在此以前，鲁只二军。据《左传》记载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
可知作三军也是季孙氏（宿）的意见，叔孙氏是不太同意的，但是后来他还是同意了，于是“盟诸僖闳（地名），诅诸五父之衢（地名）”。三家约定“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后人对此解释不一，绎其大意如次从此把公室之军分为三股，由三家各率领之。
（2）三家各自毁弃了私乘。这些私乘之人原来都对公室有服役的义务，现在季氏要求它们作为私邑，这样可以不征兵赋，否则，加倍征赋。
（3）古代士兵都是自己的族人，即所谓“士有隶子弟。”叔孙氏“使尽为臣”，就是采用子弟兵制。
（4）孟孙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即一半采用子弟兵制，一半如季氏那样，征收兵赋。
自此之后二十五年，昭公三年（公元前537年），三家又向公室进一步发动进攻。《左传》于是年说舍中军，卑公室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
以前作三军是公室尚主中军。“舍中军”就是废除中军，这当然对公室是很不利的，实际上这已取消了公室的兵权。四分公室，就是季孙独占四分之二，叔孙、孟孙各占一份。从此以后，三家都采取征赋的办法。“公食于贡”，就是三家各出一份贡赋，给公室而已。公室从此丧失了全部兵权。
昭公出亡公元前54年，昭公继襄公即位，叔孙穆叔（公孙豹）对此反对，认为昭公乃敬归之娣齐归所生，非嫡长子。穆叔说“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择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接着，穆叔又说了昭公的许多缺点。但季武子却坚决拥护昭公终于使他即位。由此可见季孙氏和叔孙氏之间的分歧。
鲁国不断发生内争，对外更加衰弱。鲁欲背晋从楚，因国人反对，未成事实。晋景公卒时，鲁成公亲自赴晋吊唁，晋国留成公，到送葬毕后才放回国。襄公初立，又赴晋朝聘。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引为国耻。楚灵王章华宫建成，昭公前去祝贺。灵王赐昭公宝器。后来灵王反悔了，又把它收回。以后，昭公又多次朝晋。
公元前487年，昭公二十五年，“鹆来巢”。据说这是从海外异国飞来的禽鸟，群众视为不祥。当时歌谣说“鹆来巢，公在乾侯；鹆入处，公在外野。”预言昭公将出居国外。
这一年，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预先在鸡羽内撒下芥子，使鸡相斗时，芥子迷住对方鸡的眼睛，以便取胜。郈氏也作了弊，在鸡距上套了铜管。季平子得知后，大怒，要去攻打郈氏。这时臧昭伯之弟会，得罪了臧氏宗族，逃奔季氏。季氏把他藏匿起来。因此，臧氏也恨季氏，把不满季氏的族人也窝藏起来，表示报复。季氏更怒，囚臧氏的宗老（族老），于是郈氏与臧氏联合起来，诉于昭公。九月戊戌日，郈、臧和昭公一同代季氏政，进入季氏的邑。季平子慌慌忙忙登台，大声说“君（昭公）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迂沂上。”昭公勿许。“请囚于费”，又勿许。“请以五乘亡”，又勿许。子家驹（仲孙氏之族）说“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昭公还是固执不听。郈氏又从旁煽动“必杀之！”起初，叔孙氏是倾向于昭公他们的，至此忽然变卦。叔孙氏的家臣鬷戾对他的族人说“无季氏与有，孰利？”族人都说“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说“然！救季氏！”这样，两家合作，打败了昭公。孟懿子（仲孙氏）听到叔孙氏已战胜，于是也起来杀死郈昭伯。三家共同作战，昭公大败，出奔国外，后来到了齐境。齐景公“请致千社待君（昭公）。”昭公拒不接受。子家驹劝昭公不如到晋国去。昭公不从。叔孙氏见平子，表示不如使昭公回来。平子没有表态，实际是不同意。
次年春，齐伐鲁，取郓，要使昭公居于郓。夏，齐景公将送昭公回国。
季氏家臣申丰、汝贾送齐臣高龁、子将粟五千庾以赂。子将对齐侯说“群臣不能事鲁君，有异焉！”宋元公由鲁赴晋，请晋帮助昭公入国，事未成。元公死于道中。叔孙昭子求入其君，无病而死。当时人们都认为是“天弃鲁国”。这样，齐景公也就停止了送归昭公的念头。
过了一年，昭公到了晋国，请求晋国帮助他入国。季平子跟晋六卿先已私下讲通。他们接受了季氏之赂，谏晋君，晋君也不敢送昭公入国，而使昭公住在乾侯（晋境内邑）。又过了一年，昭公从乾侯到齐国的郓。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称“主君”，昭公感到侮辱。昭公这样流浪在齐、晋之间，十分狼狈。晋召季平子商量。平子布衣跣行，通过晋六卿，表示谢罪。六卿因此对晋君说“晋欲内（纳）昭公，众不从！”昭公终于死在乾侯。自公元前57年（昭公二十五年）至前50年（昭公三十二年）昭公流亡国外前后八年。公元前48年，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
定公立，赵简子（鞅，即赵孟）问史墨说“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他问，这是什么缘故？史墨回答说《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子孙）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这位史墨完全是站在卿大夫贵族的立场上说话的。他说公、卿贵族是君主之副贰，因而他们代替君位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这不但在鲁国是这样，卫献公被驱逐出同时，师旷与史墨一样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家臣叛乱及鲁国衰亡春秋后期，鲁国三桓专政。他们的“家”等于一个小国，不但有坚固的城堡，而且有自己的军队、臣僚和人民、奴隶。家臣就是卿大夫贵族“家”里的管家，如家宰，邑宰，属司马等等，和诸侯国内的官吏一样。
家臣的叛乱也叫“陪臣执国命”。陪臣就是陪台之臣。《左传》昭公七年，“人有十等”，其最末一等为“仆臣台”。仆，陪，古音相同，通用。下文说“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陪台也”。这正是仆台可作陪台之证。家臣、陪臣，实即贵族“家”内的奴隶管家。
宰字，从宀从辛。辛是犯罪奴隶。宰是家内执役的奴隶，他们管理王宫和贵族“家”内的饮食、车服、卫生医疗以及一切杂役。商周时期，宰的地位高，王的亲属、贵族也有做宰的。因此，宰或大宰、冢宰成为“百官之长”，例如周公曾任冢宰，“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周礼》第一个官就是天官冢宰，其属官有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都是卿、大夫为之。此外还有上士、中士、下士等等，已经看不出家内奴隶的痕迹了。春秋以后卿大夫专政，他的“家”已等于国，所以卿大夫、士都有甘愿做宰的。
殷商时有一个著名的人物伊尹。说到底，他也是一个跟随着有莘氏女儿陪嫁过来的奴隶，即媵臣，也即小臣。东方国家家内奴隶的特点是他（她）们得到主人的宠幸，往往可以作为家内成员的一分子，比如伊尹在卜辞里他受到隆重的祀典。还有师、保、傅，他（她）们实际只是太子的保育员。在太子未**前负责保育教养太子。殷代的传说，胶鬲等，从其字源看，还保留着奴隶或低贱平民的痕迹。而西周以后，师、保、傅和宰合称四弼、四辅，或者把师、保、傅称为“三公”。周公、召公、吕公（姜太公）都做过太师、太傅、太伯或太宰等官。
春秋末年，季氏家族实际上已代替了鲁国的政权。直至鲁国灭亡，鲁君虽然存在，不象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那样。但是鲁国的“陪臣执国命”却是华夏诸侯国家最突出的现象。孔子说“陪臣执国命，盖三世希不失矣。”这三世，可以说，就是昭公、定公、哀公之世。
季孙氏的费，孟孙氏的成，叔孙氏的郈，是三家的采邑。后来，三家各自扩展，占有土地愈来愈大，邑的城圈也愈来愈坚厚，等于或超过诸侯的城（国）。于是，季、孟、叔三家据城反抗诸侯，后来大夫的家臣也据城以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抗其“主君”（家臣称卿大夫为“主”，即主人之意）了。
公元前537年，竖牛反叛叔孙氏。开始了家臣叛乱的局面。
前鲁国发生叔孙侨如之乱时，穆叔（侨如弟）逃奔齐国避难，路上和一个妇女姘居。到齐国后又和齐国的贵族姑娘结婚，生孟丙和仲壬。后来穆叔回国，在八神祭燃文路上又会到了那个姘居的女人。她告诉他，在他走后生了个儿子，已长大了。穆叔一见大吃一惊。他忽然想起，好像在梦中见过其人。原来他在齐国时，曾经梦见天压下来，压得喘不过气来。恰好有一个“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的东西过来。穆叔喊道“牛，快来助我！”他这一喊，压在身上的东西解除了。穆叔一见这位姘妇生的儿子，就认出他就是梦中所见的牛，于是就称他为竖牛，竖字表示未成年的孩子或奴隶之意。
穆叔把这竖牛带了回来，有宠，并使管理家政。当时齐女为穆叔所生的儿子孟丙回来，竖牛玩弄种种阴谋，使穆叔不喜欢他，后来又把穆叔气死。他勾结季孙氏的家臣南遗，把穆叔的另一个家臣杜洩排挤出去。这样，竖牛更进一步了叔孙氏的家政。仲壬自齐回来了，季孙氏想使仲壬即位，而竖牛反对。竖牛发动了叛乱。南遗对季孙氏说“叔孙氏厚，则季孙氏薄，彼实家乱，子勿与知。”他要季孙氏不帮助叔孙氏，另方面却与竖牛勾结，煽动国人帮助竖牛，战于“大库之庭”。竖牛因没有贵族，很快失败，结果，叔孙昭子（穆叔之庶子）即位。
南蒯是南遗的儿子。季平子即位时，不礼于南蒯，南蒯产生了反叛的念头。他勾结子仲说“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我以费为公臣”。子仲默许。南蒯又和叔仲穆子（叔孙氏）说明情况，希望获得叔孙氏的。公元前530年，南蒯发动叛乱，叔仲小，公子懀m辞懊嫠说的子仲）等也参加了叛乱、黚r />
南蒯将发动叛乱时，费人都讥笑他，编歌谣说“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季平子的军队包围了费而打不进去。平子因此怨恨费人，捉住费人就囚禁起来。叔弓建议“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因此费人转变态度，倾向于季氏。
公元前528年，昭公十四年，南蒯为了争取费人的，欲与费人结盟。在会盟时，费人劫南蒯。后来他逃往齐国。齐景公对鲁很有野心，因而鲁国的叛臣往往到齐避难，齐几乎成了“逋逃薮”。齐景公向南蒯说“叛夫？”南蒯回答说“臣欲张公室也。”齐大夫子韩晢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这可见陪臣叛乱是贵族所反对的。
公元前505年，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囚季桓子。八年，阳虎欲尽杀三桓的嫡长子，而更立庶子以代替嫡长子之位，以便控制三桓，进而专鲁国之政。他探知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而与费邑宰公山不狃相厚，乃与二人商议先杀季氏，然后驱除仲叔，以公山不狃代季孙斯，以叔孙辄代叔孙州仇，以己代孟孙无忌。阳虎计划在噘祭时捉住季桓子。
孟孙无忌知道阳虎的阴谋，同情季氏。他暗暗地加固宗邑，并选勇士三百人做工，预为防备。到噘祭前，阳虎宴请季孙于蒲圃。无忌得到消息，使人赶紧告诉孟氏的邑宰公敛阳，伺机行动。噘祭的一天，季孙斯果然来到。阳虎请季孙斯登车，奔赴噘祭场所。阳虎在前面为导，虎之从弟阳越跟在后面，左右都是阳氏的党羽。季孙斯觉察有变，但已经无法逃脱。幸而驾车者《左传》，昭公十二年。
林楚是季氏旧人，季孙斯目示林楚，求他帮助。车行到大衢，林楚忽然加鞭南向，马怒而奔。阳越望见，大喊“收辔！收辔！”林楚不应，反更加快鞭，马奔益急。阳越怒，从后弯弓射楚，不中。林楚赶着车已经进入孟孙氏的堡垒，孟孙出救季氏。阳越攻堡垒不下。无忌使做工的三百壮士射箭，阳越中箭而倒。
阳虎先到东门，回头不见阳越、季孙，于是转至大衢，得知阳越追赶季孙，已被孟孙氏家兵所杀，于是便急奔定公宫，劫定公出朝。路遇叔孙州仇，劫之同行，共攻孟氏于南门。三桓联合起来共攻阳虎。阳虎见大势已去，逃奔齐国，不久又奔晋，依靠赵氏。
公元前500年，定公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郈叛。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师围郈，久而未克。侯犯将以郈与齐交换地方，郈民不肯，围攻侯犯。侯犯惧而奔齐。
如上所述，家臣（陪臣）就是贵族管家，即使不是奴隶，也出身低贱，如南遗、南蒯以及阳虎当都不是贵族。因此，家臣的叛乱说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封建制已经日益解体，从而发生政权的下降和转移。当时孔子作鲁司寇，他是主张“张公室”（扩大公室）的。在私家反抗公室时，他是站在公室方面反对私家的。当家臣们起来反抗私家时，他又是反对家臣的。因此，他曾经提出“堕三都”的政治口号。三家起初为了镇压家臣叛乱，也同意了。但是三都真的毁坏了，三家就失去了根据地，所以三家后来又都改变了主意，因此堕三都的计划终于失败，未曾实现。
春秋末年，鲁国日益衰弱。当时吴越日益强大。鲁君希望利用吴与鲁国同姓的关系，借用吴、越的力量以牵制齐国和三桓，结果化为泡影。
公元前487年，哀公八年，吴为邹（邾）伐鲁，至城下，盟而去。同时齐又来伐，取三邑。十年，鲁伐齐南疆。十一年，齐又伐鲁。
公元前473年，越王句践灭吴王夫差。这时，哀公患三桓，三桓也患鲁公作难。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街，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企图以越伐三桓，三桓亦攻公，公奔于卫，于邹，后来奔于越。国人迎哀公复归。不久死于有山氏。
战国时，鲁更加衰弱。七国之间互相争城夺地，没有把它作为战略上的据点，所以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当秦、赵正酝酿着长平大战之际，公元前2年，楚乘虚攻取鲁的徐州。公元前25年楚遂灭鲁。这个和周一样古老的“秉周礼”的国家终于灭亡。
第二节卫卫的建国康叔名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弟，行九。卫是康叔的封国。
周克殷后，以殷墟及其周围的土地封给康叔。《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说“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士，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按“殷虚”在今河南安阳小屯。自本世纪末以来，已在这里发现了殷商的都城、宫殿和陵墓遗址，并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片、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以及多达千具的作为人殉的尸骨等。殷虚的发现大大地推进了殷商历史社会的研究。卫的始封地就在所谓“殷虚”及其周围数百里的地方。
《吕氏春秋·慎大》篇说“亲■如夏”。高注“■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据此可知殷、衣、■在古代都是同音字，周人习惯上称商为衣、殷，但《吕氏春秋》所谓“亲■如夏”看来，这一地区可能本来就是夏的同盟国韦之所在，即《诗》“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韦”。旧注，韦地在今滑县，与牧野在今淇县相距甚近。疑夏代之韦应在淇水一带。周克殷后，封康叔于此，故称其国号曰卫，卫，即韦也。衣、殷、韦（■）固然同音相通，而周所以用“卫”代之，当是一方面表示它是夏商的故国，另方面表示现在已是周的属国诸侯之一了。
克殷之初，武王以东方沿海还保存着殷商及东夷的顽固势力，便分置邶、鄘、卫三监。以纣子武庚禄父居邶，仍奉商祀；以管叔、蔡叔分别居于鄘、卫。武王不久去世，周公摄政，管蔡叛乱。周公东征胜利，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三监遂废。周公于是封康叔于卫。
周东征后，遵照武王的遗愿，营建洛邑，分封卫国于其东面，驻扎重兵。可见卫国的重要作用。今《尚书》里还保存着《康诰》、《梓材》等篇，是周公谆谆劝告康叔封的训辞。在诰辞中，反覆回旋着“明德慎罚”的主要调子，意思是对本国人民要发扬恩德，要宽大些，对四方归附的国家要谨慎地施用刑罚，必须适中。他还告诫康叔说“你审理司法案件，要好好参考殷人的习惯风俗，处理得有条有理，即使是割鼻子，割耳朵那样的轻刑，也要慎重，不可独断独行。”
在《梓材》篇里，周公以建造房屋和耕作为例，说明在政治上也是一样。造房，要先打好基础，然后才能建造起房子来。基础一定要打得坚实。又如种田，要勤于耕耘，把杂草除尽，才能长好庄稼。另外，还有一篇《酒诰》，这是一篇禁酒的训辞。周公要康叔严禁殷人群饮闹事，甚至可以格杀不论。周人有饮酒的，可以把他捉住，送回成周来处理。
康叔在卫的统治，大概是很有效果的。但是他没有长期留在卫国。正如周公、召公和姜太公一样，他们都回到宗国来了，把他们的封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去管理。康叔到宗周做了司寇，管理刑罚的工作。大概后来康叔长期自古对于三监，有不同的说法。如《逸周书·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以监殷臣。”《汉书·地理志》以邶武庚、鄘管叔、卫蔡叔为三监。留在宗周，没有就国，所以就由其子庸伯统治整个卫国了。
君位的争夺卫国在西周时期的历史，记载下来的很少。《史记·卫世家》但记其世系。自庸伯以后，传至七世为釐侯，正当周厉王之时。厉王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周在十四年中没有立王，由“共和”行政。这“共和”终究是什么意思呢？一说是周公和召公两大家族执政，一说是卫釐侯的弟弟共伯和。共是地名（采邑），伯是爵位，和是人名，他是以诸侯的身份而到王室去执政的。《竹书纪年》和《庄子》、《吕氏春秋》都主后说。不论是前说或后说，都表明周代曾经是贵族民主专政。当时王室与诸侯虽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并不是绝对的，因而常常引起君位的争夺。
周宣王时，釐侯武公相继为卫君。幽王时，犬戎叛乱，武公带兵助周平戎，有功。武公卒，庄公即位。庄公时卫国日益衰落。
庄公娶齐女为夫人，貌美而无子。又娶陈女为夫人，生子，早死。陈女弟也嫁给庄公。按娣媵制，姊妹同时嫁给一个丈夫，春秋时东方诸侯中尚很流行。其娣得庄公宠幸，生子完，立为太子。但庄公另一嬖妾，生子州吁，庄公也喜欢他，要他为将。大夫石碏感到忧虑，劝谏庄公说“庶子好兵，使为将，乱自此起。”庄公不听。庄公死，太子完即位，是为桓公。州吁叛乱，杀死了桓公。自立为君，但卫人并不拥护他。石碏的儿子石厚拥护他，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石碏本来劝谏庄公不要宠爱州吁，防他叛乱，现在他的儿子厚却与州吁同伙，自然不能同意。石碏叫石厚到陈国去，说“要稳定君位，必须要得到周天子的承认。陈侯有宠于王，可以请求他帮助说情。”石厚信以为真，到了陈国。石碏对陈桓公说“此二人（州吁与石厚）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桓公听了石碏的话，把州吁和石厚一齐捉住。于是卫人派右宰醜到陈杀死州吁，石碏也派家宰獳羊肩杀死石厚。当时人赞美石碏的行动说“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参预）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这“大义灭亲”的典故，流传至今，它反映了父家长在宗族内的权力。
州吁被杀之后，卫人迎立桓公弟晋于邢（今河北邢台）而立之，是为宣公。他在位时同样发生了君位的继承问题。他起初宠爱夫人夷姜，生子伋（一作急子），以为太子。伋长大后，娶齐女为妻，尚未成婚。宣公听说齐女长得很美，便自娶之。宣公这种行为，在春秋时其他诸侯里也有，并不奇怪。他与齐女生了两个儿子，寿和朔。伋母一死，宣公便立齐女为夫人，因而太子伋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但要公开废除太子，这是与制度不合的。因而，宣公与齐女设计，要害死伋。宣公派太子伋拿着白旄（旗子）乘车出使他国，同时又派人在境界上等着，好乘机暗杀。此事被仁厚的庶弟寿知道了，他告诉伋以宣公的阴谋，要他不要前去。但是伋说“逆（违反）父命求生，不可。”2坚决不肯违返父亲的命令。寿觉得劝阻无用，便自己乘车拿着白旄赶在伋前《逸周书·作雒》说“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即指此而言。中旄父之名，见于铜器铭文。孙诒让考证，认为中旄父庸伯《史记·卫世家》作康伯，康为庸字之误。《左传》，隐公四年。
2《史纪·卫世家》。
面。等候杀伋的人一看，以为就是他要暗杀的伋，便把寿杀死了。接着太子伋赶到，对谋杀者说“你要杀的是我，你错把我的弟弟杀死了！”谋杀者就又杀死了伋。伋、寿被杀之后，朔即位，是为惠公。
朔即位后，国人不拥护他。右公子与左公子原是太子伋与寿的保傅，即保护人。他们心怀不满，便乘机作乱。惠公逃奔齐国，于是立太子伋的弟黔牟为君。他即位后八年，齐襄公兴兵来伐卫国，把惠公护送入卫。左右公子被杀，黔牟逃奔于周。惠公立三年，出亡，在齐八年，复入国，与前通计凡十三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北狄的侵扰及卫迁国春秋初期，北方的游牧部落狄人甚为强大，不断地侵犯晋、宋、卫、郑等国。晋国在抗击狄人的活动中，出力最多。狄人被迫，由西而东，卫首当其冲。公元前2年（鲁庄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齐救之。公元前0年，狄又侵卫。卫懿公平日淫乐奢侈，爱好养鹤，让鹤乘在轩车上，给它们禄位，招摇过市。国人很厌恶懿公。狄人侵卫，他命“国人受甲”者（即士）去抵抗狄人，国人都说“让鹤去抵抗吧。”狄人大举直入，杀死懿公。
狄伐卫时，齐桓公称霸。他号召诸侯“尊王攘夷”。宋、郑等国都来帮助卫迁国，由河北渡过河南，在漕（今河南滑县西南）安顿下来。这时卫的遗民，据《左传》记载，男女一共只有七百三十人，加之共、滕两地的人民也只有五千人。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带领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帮助卫在曹戍守，另外还赠送车马、衣服、牛、羊、鸡以及建筑用的木材。郑这时也派高克带兵驻在黄河边上。
公元前59年（鲁僖公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县西），同时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邢卫迁国之后，当时人反映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懿公死后，国人还是怀念宣公时太子伋所遭受的不平的待遇，于是他们又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戴公死后，复立其弟燬，是为文公。文公时，《左传》说他“务材训农，通商惠工”。
文公时，卫国虽然无力抵抗狄人，但是它已由革车三十乘而增加到三百乘了，国力颇有增强。公元前29年，为了避免狄人的凶焰、卫又从楚丘迁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帝丘传说是昆吾住过的地方。
孙氏、宁氏的废立和庄公、出公的争国齐桓公的霸业衰落以后，宋襄图霸未成。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称霸中原。当晋文公流亡在外的时期，曾在狄十二年。他自狄经过卫、齐、鲁、宋、曹、陈、郑等国，然后由秦返回晋国即位。当他过卫时，卫成公接待无礼。晋文公回国后，晋卫关系颇为紧张。因而卫人责备成公。成公逃奔齐国，后来又由齐奔逃楚国，由楚逃奔宋国。晋国举行诸侯会盟，他不敢去参加。卫人立成公弟叔武摄政。后来，晋国送成公回国。回国之后，成公不想办法去以上史事详见《左传》隐公三年、四年，桓公十六年及《史记·卫世家》。《左传》，闵公二年。
稳定人心，反而把摄政的叔武和大臣元垣杀死。成公卒，穆公即位。穆公卒，定公即位。定公时，孙氏和宁氏两个大族专政，卫君形同傀儡，没有实权。据《左传》记载，卫定公临死以前，命令孔成子和宁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为太子。定公死后，太子衎果立，是为献公，但是定姜却坚决反对，要想立她的儿子鱄（子鲜）为君。敬姒是定公的妾，按嫡长子继承法，敬姒之子是无权立为太子的。当初卫定公死后，定姜大喊大哭“是夫（指太子衎）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定姜自称）！乌乎！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鱄也，使主社稷！”献公在位（公元前57—前558年）很不稳定，他和贵族大臣矛盾重重。
有一次，他约定时间请孙文子和宁惠子宴会。他们二人穿着朝服，准时前去，但从早晨等到中午，却未召见。后来听说献公打鸟去了，他们忍着气，到苑囿去找献公。献公不脱去猎装和皮冠接见他们，这在当时是不合礼的。他们更加生气了，便下决心要推翻献公。
孙文子在他的采邑戚举行叛乱。献公派子、子伯、子皮前去谈判。孙文子把他们都杀死了。献公觉得谈判无望，不得不逃到齐国。卫人于是立公孙剽（《史记》作狄）为君，而实际政权却落在另一贵族宁氏的手里。后来献公到了夷仪，他希望诸侯能够出来帮助他复国。他派子鲜去与国内当政的宁喜（宁惠子）商量“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宁愿把政权交出，而只承担祭祀，这实在是最低的条件了。献公在外流亡了十二年（公元前558—前54年），后来在诸侯的帮助下，终于回国。
献公对于宁氏的专权，渐渐发生不满。他企图利用孙氏的势力驱除宁氏。晋齐等国也积极帮助卫献公，大臣公孙免余等更加大胆，于是发动进攻宁氏。宁喜死于叛乱之中。从此，宁氏的势力被消灭。
献公卒，子襄公恶立。襄公有贱妾，她怀孕时，梦有人对她说“我就是康叔，你生子必有卫国，我给它取名为元。”她感到奇怪，问孔成子。成子说“康叔是卫的始祖。”后来她果然生子。孔成子把贱妾的梦和生子的事告诉襄公。襄公听了很高兴。恰好襄公夫人没有儿子，襄公便立元为继承人，是为灵公。孔氏家族由此逐渐得势。
灵公夫人南子与太子蒯聩有恶。太子蒯聩与他的家臣合谋要杀死南子，未成功。灵公大怒。太子蒯聩奔宋，后来又投奔晋赵氏。
灵公想改易太子，使他的小儿子郢（子南）即位。他对郢说“我将立你为继承人。”郢说“不可！我不够担承社稷的重任，请您另外物色人吧。”灵公死后，夫人南子又向郢说“这是灵公的遗命！”郢仍坚持不可。他说“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卫人以辄为君，是为出公。当时晋国想扶持蒯聩回国即位。同时，卫国内孔悝怀着野心，也尽力促成蒯聩回国。经过一段阴谋斗争，公元前480年（出公十三年），蒯聩终于入国为君，是为庄公。出公逃奔于鲁。
庄公即位后，地位并不稳固。庄公三年，他在动乱中为戎州人所杀。卫人于是立公子斑师为君。齐伐卫，俘虏了斑师，另立公子起为卫君。但是不久卫君起又被大夫石圃所驱逐，起奔齐。出公自齐回国复位。
出公复位后，与贵族们很有矛盾。他想压抑贵族的势力，而终归失败。
出公因此又出奔越（今山东曹县附近），最后死于越。出公季父黔攻出公之《左传》，成公十四年。
子而自立，是为悼公。悼公元年是公元前49年，已进入战国时期。
卫国是春秋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庄公、出公时的两次叛乱中，工匠都参加了。《左传》定公八年说“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可见工商业者在卫国有相当的力量，所以贵族不能不利用他们。
卫的衰亡及其文化卫国在战国以后，跟宋鲁一样，显得很衰弱，但奇怪的是，它苟延残喘到公元前254年，才被魏所灭。春秋后期，郑国大夫子宽曾预言“郑先卫亡”。郑亡于韩，是在前375年。看来这句预言是说中了。
卫的原封地，本来是黄河以北的殷墟。但春秋以后，北方的游牧部落迅猛南侵，邢、卫首当其冲。幸而齐和其他诸侯的帮助，卫迁于漕，又迁于楚丘，再迁帝丘。战国以后，卫迁于野王（今河南沁阳）。赵、魏、齐、楚为了争夺土地，宋、卫成为主要对象。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把宋、卫独吞。因此，在平衡或均势的形势下，宋、卫能延续很久。
公元前372年，赵伐卫，攻取了七十二个小邑。以后二十年中，赵更取卫的甄、漆、富邱等地。此时，卫已危在旦夕。但是魏迁大梁以后，国力尚强。卫成了赵的附庸，是魏所不能容忍的。故公元前354年魏为了救卫，围赵邯郸。次年，齐魏之间发生著名的桂陵和襄陵之战。在襄陵之战时，宋卫也来参战。公元前35年，魏归赵邯郸，魏赵在漳水上结盟。卫从此就在赵魏两国的均势下维持着，直到公元前254年魏向东攻取孤立在东方的陶，才同时灭了卫。
鲁、齐、卫、宋，地理上紧密相邻。但是卫在社会文化上更接近鲁宋，而与齐较远。孔子曾数次到过卫国。鲁卫的文化以春秋时的情形来看，无疑是以姬周文化为主流。但是它的地理环境，本是殷商以及虞夏、东夷等族的后人杂居的，因此，卫文化不能不融合着姬周以外的其他族的因素。根据《诗经》里的邶、鄘、卫三风看来，它们与郑、曹、陈等风很近似。从大范围说，它们反映了东方诸国文化的共同性、一致性。《诗经·鄘风·桑中》诗云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这首诗可以说是“桑间濮上”的代表。按《诗序》说“刺奔也。卫之公室，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又如《诗经·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这首诗中的“氓”，可能是指小人或士。“我”是女子自称。她责备男人失信，没有按时使媒人来正式订婚，而是先幽会而后挽媒向女的父母订婚。这是我国少数地区中至解放前还流行的风俗。
自三十年代以来，河南浚县、辉县陆续发现卫国的墓葬，出土不少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玛瑙的首饰。在浚县辛村发现的青铜鬲，上有铭文可读为“卫夫人□姜作其行鬲用”。推其年代，可能是卫惠公或懿公之时。辉县琉璃阁的墓地是卫国迁都于楚丘后的遗址，时间不一，晚的可至战国。另外在这里还有魏国的墓，战国以后卫已成为魏的附庸了。
辉县出土的铜器中，有一个有狩猎、采桑图象的杕氏壶，最具特色，它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可以与《诗经》里的《桑中》等诗相对照。
鲁卫是贵族执政的国家。由于贵族的争权，常常发生君位继承的斗争。
如卫，被逐出国的就有惠公、献公、殇公（公子剽）、出公、庄公。庄公、出公本是父子，而竟发生君位的争夺，一个出国，一个入国。这个现象并不只是“乱臣贼子”造成的，而应该是古代贵族民主权利的表现。卫献公流亡在外的时候，晋侯对师旷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以为不然，他回答说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这一段言论，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是后来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根据。在师旷看来，“出君”之事固然是必不得已，但是君应该遵照神的意志，爱护人民，象父母一样，使他们能顺着性成长。如果暴虐其民，匮神乏祀的话，那么出其君也就是应该的。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主，这是我国古代的民主思想。
第三节蔡、曹周公旦、卫康叔兄弟十人，都是文王元妃太姒所生。长兄伯邑考，早死。次日发，即周武王。次叔鲜，封于管（今郑州附近），以参与武庚叛乱被诛。次即周公旦。次叔度，封于蔡。次叔振铎，封于曹。次叔武，封于成（今山东省泰安市南）。次叔处，封于霍（今山西省霍县）。次即康叔封于卫。次曰季载，封于，曾为周司空。在这十人中，武王、周公、康叔已分别在本编另有记述。其余，事迹多无考。蔡曹两国略有可记。因附于鲁卫两国传记之后。
蔡西周初年，蔡叔度以参与武庚的叛乱，被流放。周公承成王命，与车十乘，徒七十人。
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率德循善”，周公举胡以为鲁卿士。后来周公又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蔡初封，是在今上蔡，继迁至今新蔡。
蔡仲以后，经过七传，至僖侯时，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室东迁。在这一段时间，《史记·管蔡世家》于其世系外，没有别的记载。
春秋时，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也娶于陈。息夫人悼归、过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请楚文王假装来代息，而自求救于蔡，当蔡兵来息时，楚乘机击之。这时，楚国已经占领江汉流域，其势力已逐渐向东发展至汝颖流域，陈蔡等国已日益受到威胁。楚文王听了息侯的计谋，果然出兵，俘虏了蔡哀侯。哀侯因此被拘留于楚，过了九年，终于死在楚国。蔡人立其子肸，是为缪侯。缪侯时，齐桓公称霸。缪侯有投靠齐桓公的意思，故以其女弟为齐桓公夫人。桓公与夫人在船中游戏，夫人荡船，桓公不让她荡，她不听。桓公很不高兴，送夫人归蔡，但并未断绝婚姻关系。蔡侯也发了脾气，把他的女弟另嫁别人。桓公因此伐蔡。蔡溃败，缪侯被虏。诸侯为蔡说情，齐桓公才饶了蔡侯。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图霸失败，晋与楚继续争霸。在晋楚长期争霸战争中，蔡和陈郑等国都采取“两亲”的政策。蔡公子燮是主亲晋派，但是国人反对。陈国的庆虎、庆寅对楚国说，蔡公子燮与陈公子黄都是亲晋的，鼓动楚国伐蔡。因而蔡人杀了公子燮。
春秋后期，陈蔡等国已愈益衰弱，随时都有被楚灭亡的危险。公元前53年，楚灵王在申，他召蔡灵侯来会。灵王伏兵杀死了来会的蔡灵侯，灭蔡，以楚公子弃疾为蔡公。
公元前529年，楚公子弃疾在蔡发动叛乱。这时，楚灵王正在前线乾谿（在今安徽毫县）。随从的官吏听到公子弃疾叛乱的消息，都纷纷离散。当灵王和右尹子革及左史倚相快到郢郊的时候，子革劝灵王在郊外等候、以观其变，他不听；劝他出奔国外，他又不听。后来灵王孤零零地在野外游荡，又饥又饿，终于被迫自杀。
楚国的变乱终于使公子弃疾夺得君位。这就是楚平王。为了缓和诸侯国家的猜疑和笼络陈蔡人民，应许陈蔡复国。楚平王立蔡景侯的少子庐为君，是为蔡平侯。蔡平侯杀灵侯之子隐太子。平侯死，隐太子之子东国攻杀平侯子自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国内不断发生内乱。
公元前529年，蔡昭侯去朝见楚昭王时，他自己穿着一件美裘。还有一件，他送给了楚昭王。楚令尹子常看到他们的美裘，要蔡昭侯也送给他一件。蔡昭侯无法满足子常的贪欲。令尹子常便把蔡昭侯拘留在楚，不让蔡侯回国。后来蔡侯没有办法，只好把身上的美裘送给子常，这才得回国。这时，蔡国实际已名存实亡。
蔡昭侯到了晋国，想依靠晋国出来帮助。晋国正因大夫专政，也不愿公开得罪楚国。公元前50年春，以晋为首，在召陵会盟。蔡很不知趣，要求自己的位次排在卫国之上，互相争执。晋侯讲到蔡国是周成王时因管蔡之乱而被流放在宋、陈等国之间的，不能够与康叔之后的卫国相比，所以后来蔡终于让卫在蔡的前列。这年，蔡因从晋国之意灭掉了沈（今河南平舆县）。沈本属楚，所以楚国立刻发兵去攻蔡。蔡求救于新兴的吴国。就在这一年冬，吴王阖庐以蔡为先导，去攻伐楚国，发生柏举之战。楚与吴刚接触就被打败。吴军进入楚国郢都，楚国几乎灭亡。
蔡国越来越成为吴楚争夺的对象。公元前493年，楚令尹子西率兵伐蔡。蔡侯害怕，一心一意投靠吴国，吴迁蔡于州来（今安徽凤台）。公元前49年蔡昭侯将朝于吴，蔡国的贵族反对。他们担心吴又将蔡迁徙，乃令贼利（人名）杀昭侯。昭侯被杀后，蔡又诛贼利，向吴国解说。蔡人以成侯继位。公元前479年，楚灭陈。前447年，楚灭蔡。
曹曹，是叔振铎所封国，在今山东省定陶。
春秋时期，曹国也是晋楚争霸所争夺的对象。它的外交，不是倾向于楚，就是倾向于晋。由于地近晋、宋，也就更多倾向于晋，而最后被宋所灭。齐桓公称霸，正值曹共公在位。公元前37年，晋重耳由狄回国，经过曹、郑等国。据说，重耳在曹时，这位曹共公偷看重耳的骈胁（一种生理缺陷）很无礼。信负羁劝谏，不听。因此得罪了重耳。公元前32年，晋楚发生城濮之战。楚围宋，晋伐曹卫以救宋，虏曹共公以归。城濮之战，楚败于晋，从此曹更亲晋。但是宋国却不放过对曹的侵扰。公元前45年和前40年，宋连续伐曹，并包围了曹。前0年，宋又围曹。以后，前492年、前489年和前488年，宋连续伐曹。
公元前499年，曹伯阳三年，国人有梦众君子立于社宫（社宫，社地），谋欲亡曹。曹的始祖叔振铎出来劝阻他们，说“请等待公孙疆。”众许之。天明以后，求公孙疆其人，却遍索不得。那个做梦的人暗暗告戒其子说“我亡，尔闻公孙疆为政，必离开曹，不要遭到曹祸。”这是曹国已将灭亡的前兆。曹伯阳好田弋之事。曹野人公孙疆亦好田弋，获得一只白雁去献给伯阳，并且给他大讲田弋之说，进而讲国家政事。伯阳非常喜欢他，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亡去。公孙疆以言霸，取悦于曹伯阳。曹伯阳于是背晋而干预宋国之政。宋景公伐曹，晋人不救。公元前487年，宋终于灭曹，执曹伯阳及公孙疆以归而杀之，曹遂绝其祀（见《左传》哀公六年七年及管蔡世家）。
战国时期，定陶已成为宋国的工商业城市，是齐秦之间的交通枢纽，因而争宋也就是争定陶。齐灭宋前，秦国的范睢，齐国的孟尝君都因争夺定陶为封邑，因此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斗争。齐一灭宋，占有定陶，形势因此发生一大变化，各国由憎秦而憎齐，发动五国攻齐的战争，齐从此衰弱。
关于曹国的历史，我们所知虽然很少，但是《诗》三百篇却有曹风四篇，从反映的内容看来，其风土人情与宋、卫、郑、陈实在差不多。
第四节泗上附庸小国周初，分封诸侯，同时也有附庸小国的出现。泗上是众多小国所在地，而鲁是附庸小国的主要宗主国之一。关于附庸小国的记载，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在我们只能就眼下所见的仅有资料，略事整理，以见史事之概。
释附庸《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鲁国初封的情形说“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土田倍敦，在《鲁颂·閟宫》作“土田附庸”，《召伯虎■》则作“仆庸土田”。孙诒让、王国维认为陪敦即附庸，亦即仆庸，因倍、附、仆古音相同，故可通用，敦殆即庸字之误。但是附庸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却没有解释。《孟子·万章下》篇说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礼记·王制》与《孟子》所说略同。这样应以“附庸”一词为正，陪、仆都是假借字。庸为城郭外墙，“附庸”就是城墙外围从事农业耕作的劳动者。《孟子》与《王制》显然系指国家，附庸国家的人民也自然是附庸人民了。自上古以来，今山东至河南的东南部，曾经散居着许多氏族部落。按照“兴灭国，继绝世”的习惯制度，它们虽然历经改朝换代，换了几个新的统治者，但仍旧被保留下一小块土地，奉祀他们的祖先。例如，春秋时期山东境内还有黄帝、尧、舜及夏禹的后人，如姒姓、己姓、曹姓、任姓、风姓等等。它们不但有一小块地方，而且仍旧在父家长或氏族长领导下，过着聚族而居的生活。由于地方太小，人口不多，不能上达于天子，而只能依附于某一诸侯。如果以“附庸”为正，那么它们所在就是都城不太远的地方。这样的氏族、国家，大概就是孟子所谓“附庸”了。上引《左传》“因商奄之民”云云，必定是原来居住在曲阜的土著人民，被征服以后，除了那不甘心做顺民而逃亡者外，就只好做附庸了。由于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尚未破坏，人们还有一定的自由，所以他们不是奴隶。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爵姓存灭表》注明为“附庸”者，有邾、小邾、萧、鄣、颛臾、牟、鄟、极等。但是鄣，姜姓；极，姬姓。他们与齐、鲁同姓，不知何故也列为附庸。邾在春秋时期虽是附庸，但是它在齐国的下，国力相当强大，分为小邾、大邾两部分，屡与鲁国作战，打败鲁国，与天子和诸侯都有往来，为什么也是附庸呢？这说明，即使原是附庸，大国诸侯对它的统治并不严格，所以仍有恢复独立的机会。
关于附庸的社会和历史，我们至今所知很少。《论语·季氏》篇记载季氏将伐颛臾。孔子的学生冉有为季氏宰，因此向孔子征求意见。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子路）与求（冉有）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肖墙之内也。
这段话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对附庸进一步的了解鲁国初封时，其生产力还很低下，因此贫富比较平均，社会也比较安定。
（2）对于周围的氏族、邻国，征服以后，并未消灭，而只作为“附庸”，所以说“修文德以来之”。来是招徕归附的意思，并不是强制性的。所以孔子认为，在他们归附之后就应该好好地招抚它们，和平相处。
（3）颛臾是鲁的附庸，它的地方就在曲阜附近，所谓“邦内”，和季孙氏的费邑相邻。正因如此，季孙氏强大之后，就想把它并为己有。孔子预见到三家的陪臣已很猖狂，行将发生叛乱，所以说“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肖墙之内”。因此，“附庸”被解释为“负郭之田”，住着从事农业的依附农民，是有理由的。
以上是说附庸在周初与分封诸侯同时出现的。周宣王时，继续举行分封和附庸制度。例如《大雅·崧高》记载分封申侯于谢（今河南南阳市）时说因是谢人，以作尔庸。
以《左传》定公四年封鲁“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因商奄之民”的记载为例，可知此“庸即附庸之省称，就是说，被征服的谢人已成为申侯的附庸民了。又《诗经·大雅韩奕》诗记载韩侯分封的情形，非常生动。诗里说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这“因时百蛮”与“因是谢人”和“因商奄之民”语例一致，可证百蛮（包括秽、貊）已成为韩侯的附庸国或附庸民了。韩的地点应在河北以北，直至辽河之间，似不应在今陕西韩城。故诗里说“以受北国”。庸作墉，是城郭的围墙。壑是窖或护城河。藉是藉田，实亩是指私田。这大概是，百蛮被征服后已被组织于公社内，故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别，并且在城墙外从事耕作。如上所说，附庸是处在被征服者的地位。由于他们还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土地、房屋等，因而它们虽沦为附庸，被迫在野外从事农业劳动，对征服者有一定的负担和贡献，但他们不是奴隶，而应该是依附农民。但是如果他们的民族、宗族或者国家已遭破坏，其田宅已遭没收，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必然更加悲惨，因而沦为奴隶。
泗上附庸小国自泰山以南至泗水一带，曾经有许多附庸小国。尽管在文献上并没有一一记载它们是附庸，但其实就是附庸，如郯、鄫、莒等国之为附庸是文献里明白记载的。春秋以后，它在齐国的下已经强盛起来，成为独立国家了。此外滕和徐也可能原是附庸，而也成为相当强大的独立国家。《战国策·楚策五》说“大王悉起兵以伐宋，不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有已。”战国时泗上十二诸侯还包括宋鲁。当时宋鲁已是弱国，但是决不是附庸。
邾，金文作鼄。传世邾国之器数件，制作精致，韵文铿锵可诵，与华夏诸侯的器物无别，可见春秋时它的经济文化已与华夏文化相等。由《邾公■钟》铭文自称为“陆终之孙”，曹姓，则它与徐楚等都是颛顼之族。《大戴礼·帝系》篇说“陆终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氏。”按女氏产六子，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则邾氏为曹姓之说，是可信的。邾与徐楚等可能都是从北方或东方沿海逐渐南迁，至西周时，邾已成为鲁国的附庸了。春秋时期邾已成为独立国家，并分裂为大邾和小邾两部分，犹之大宗和小宗一样。大邾原在今山东的鱼台县西南，小邾则是在今滕县之东。同在滕县南的薛城则是薛国，任姓。鄫在今山东峰县，姒姓。莒，已姓，在山东海边，春秋时也迁至莒县。这些小国大都是古代留下来的氏族，土地微小，人口很少。
春秋以后，齐国称霸，逐渐向东南发展，鲁、宋、郑、卫等国都常常遭到它的干扰，这些小国更不在话下。不过它也不能立刻明目张胆地灭亡它们，而是以它们为附庸，使它们成为卫星国和保护国，从而与鲁为敌。如邾本是鲁的附庸，春秋以后，齐国常常暗中它，与鲁作战。公元前39年（鲁僖公二十一年），鲁伐邾，次年又伐邾，从此关系日益恶化。公元前09年，邾又去攻伐鄫国而发生邾鲁战争。公元前555年，晋会诸侯伐齐，并执亲齐的邾悼公。但是以后“邾人骤至”，屡次扰乱鲁国的边境。国内部也有亲鲁的，如公元前552年邾庶其来投奔鲁国，就是一例。
滕国是一个姬姓小国，在今山东滕县西南。公元前7年，滕已见于《春秋经》，可见它与鲁国的亲密关系。公元前72年“滕侯薛侯来朝”，“滕薛争长”，即争行礼时位置的次序。薛侯说“我先封”。薛之祖先薛仲为夏的车正，所以他说“我先封”。滕侯反驳说“我，周之卜正也（卜官之长）。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鲁公听了他们的话，终于不得不请滕侯为长，薛姓为次。从这个故事看来，周初分封时，庶姓诸侯要低于姬姓诸侯，因而庶人也就必定要低于周人。
战国时期，滕国是著名的。据说滕文公时曾要实行“仁政”，因而孟子也曾到过滕国。同时还有楚国许行之徒也到了滕国，他们“愿受一廛而为之氓”，他们大概都是庶人，而孟子则是贵族，所以滕文公要在“国中授孟子室”，室包括奴隶和其它财产。许行之徒提出“君民同耕”，孟子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劳心劳力都是劳动。但是坚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提出国野的区分，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在春秋时期，这些泗上小国都衰弱了。但是它们仍苟延残喘地延续到了战国时期。后来它们不是被灭亡于齐，即灭亡于楚。
泗上小国，有的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氏族，有的是被征服的国家。它们在经济文化上，有的落后，有的并不落后。华夏诸侯往往以胜利者自居，视它们为蛮夷。在它们这方面，确也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己的风俗习惯。例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朝鲁，鲁公在宴会时问他说“少昊氏以‘鸟名官’，是什么缘故？”郯子回答说“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接着他列举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祝鸠氏、鴡鸠氏、爽鸠氏等。孔子听到郯子的谈话后，去见郯子并向他请教，然后告诉人家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意思说，当时周人已经没有“以鸟名官”的制度了，但是周人也可能实行过这个制度，或夏商实行过这个制度，而当时却只有郯国还保留着这个制度，所以孔子说“学在四夷”。
东方诸侯国家在君位继承上往往“一继一反”，同时并行，并且保留贵族民主制，以及野蛮的人殉人祭的习惯。这大概也是夏商和东夷人的习惯，有的已经周人改革，有的却被保留着。”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郯文公准备由邹迁都于绎，史官说迁都于绎“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民也。民既利矣，孤之愿也。”这种“天生民而树之君”的思想是古代贵族的民主思想，后来为孔孟所继承发扬。
清末以来，在泗上诸国遗址中发现许多青铜器，如鄫国的《曾伯■簠》，早有著录。解放后，在今湖北随县发现了随的墓葬、铜器等，铭文均称为曾侯，因此有人认为随就是曾。但随是姬姓，而曾是姒姓，还是疑问。
莒国是己姓。解放以后，在莒县发现了不少墓葬和文物。93年，在莒县天井汪出土一批铜器，有编钟、鎛和列鼎等，其中壶盖上有蛇形的钮古文字“已”，作蛇形，己姓或是以蛇为图腾。从器形、纹饰、制作技术看，它们实与华夏诸国文物无甚差别，但是《左传》记载鄫、邾、莒、宋等国都还保留人殉人祭的野蛮习惯。莒县大店2号墓，在花园村北有墓主棺槨和十具殉葬人棺，墓主为男性。南部为器物坑，有残马骨架四具，有青铜器、陶器。整个墓室底部中央有一腰坑，一狗，仍保持商代墓葬的传统。
第三章燕、齐召公奭、太公望以周开国重臣，建国燕齐。当时，燕北迫戎狄，而齐与东夷杂处。燕齐建国，对于拱卫周室，应有战略上的意义。后来，燕的活动在春秋时期始略有记载。战国时期，燕是七雄之一而比较弱小。然燕之立国历百年，在姬姓诸国中最后灭亡。齐的国力富厚，以桑麻鱼盐之利见称于世。齐桓公的活动，开创了春秋争霸的局面。田氏取得齐国政权后，齐迄为东方大国以至亡。
第一节燕一个在殷代故国旧址上建立的燕燕，可能在殷商时期就是一个诸侯国家。《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是什么鸟，诗未另加解说。按《吕氏春秋·音初》说“有娀氏有二佚女，帝令燕往视之”，这个“燕”字即对玄鸟的解说。如此说可信，则燕与殷商共属于玄鸟图腾的体系，而燕民或为殷民的一分支。
《说文》记述■的来源说“契，周封黄帝之后于■地，从■从邑，读若蓟”。契是殷商的始祖，那么■应该是契的邑，而不是周人始封，也不是黄帝之后。蓟就是今天津北的蓟县，古代应该包括今之北京在内。蓟当即■的同音字。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已在北京附近和昌平、易县等地发现了许多燕的遗址和墓葬，可以确证其为西周以来燕的所在。周封召公于此，可能就是征服了殷商时代的燕而后建立了周的燕国的。
在殷商后期卜辞里屡见箕或箕侯。箕族子孙繁庶，他们历任武丁至帝乙时的贞人并为诸侯。其中有一个叫做■的一系。他有许多铜器，上面都刻有他的族徽，作■■燕字（吴大澂、邹衡说）。蓟箕也是同音字。冀，金文作■。契—箕—蓟—冀，是一脉相承的。
在古代，殷人、戎狄等曾杂居于易水以北一带。根据《商颂》记载这玄鸟遗下的卵，为有娀氏女简狄所吞食，因而生契。这个姑娘说是戎女，又名为狄，似可反映殷人与戎狄不但杂居，而且通婚。易水的地名，很古。它原是有易氏居住过的地方，易与狄是同音通用字，因此有易氏也就是有狄氏（王国维说）。传说契的后人王亥曾游牧于易水，而被有易氏的酋长所杀。王亥的儿子叫做上甲，他又杀死有易氏的酋长，而有易氏的地方遂被殷人所占领。现在我们在易县附近已发现许多燕的墓葬和铜器，尽管时代较晚，但是可以确证易水一带也是殷商时期燕的故土。
以上，是说明周代的燕是在殷代燕故国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这只是说明有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完全肯定的决断。
北燕与南燕召公奭跟周同姓，也是姓姬。奭，是名。召，旧说是采邑，在周京畿之内。武王伐纣，纣既死，周公把大锁，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釁社，告纣之罪于天。武王封召公于燕。召公与周公均不就国，留佐王室，而各使儿子治理封国政事。周召的后裔也有人继续留在王室，仍称周公、召公。
成王时，召公为太保，与周公共理王都行政。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周公营雒邑，召公先之雒相宅，成王为作《召诰》。召公受封之燕为北燕。别有南燕。北燕在易水之北。南燕在易水之南。
《诗·大雅·韩奕》说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
这是周宜王时分封韩侯的诗。前人以三晋之一的韩侯当之，因此多谓韩即在今陕西韩城。此说实不可信。就诗的内容看来，此韩国所在应在南燕附近，故它筑城时，能为“燕师所完’。诗中说“因是百蛮，其追其貊。奄受北国”显然是在东北方，决不可能在陕西韩城。或说在今河北涿县，似稍近是。诗中还说“有熊有罴，有猫有虎”，也似北方的风光。但是这个燕应是南燕，因为南燕是姞，诗中明说“韩姞燕誉”，就是明证。
童书业教授提出疑问“北燕姬姓，明见于传（昭七年“燕人归燕姬”），何以南北燕同称“燕”而一为姞姓，一为姬姓。何以南燕只见于春秋前期，北燕只见于春秋后期，似前后相承接，或北燕为南燕之余支北迁者，故在春秋时均附于齐，然文献无证，惟有存疑。北燕在殷代已存在，周初召公又建国于此。《史记·燕召公世家》明言武王“封召公于北燕”，由于北燕距周偏远，故中原诸侯很少接触。春秋以后，齐桓公伐山戎以救燕。此燕明是北燕。童书业教授以山戎在太行山一带，怀疑“救燕”也是南燕，这是不对的。山戎，春秋初确在东北，与燕邻近，故能侵入，而齐救之。又《管子》等书记载齐桓公伐山戎时，曾经经过孤竹，令支，并顺便灭了它们。孤竹、令支原是殷商的后人所保留下来的氏族，正在齐燕之间。齐桓公“伐山戎以救燕”，这个“燕”当是北燕。春秋前期，南燕在齐的下，较为强大，春秋后期又渐衰弱，北燕遂崛然代之而兴，以致南燕不见于春秋《经》、《传》。书缺有间，固然难以详征，但揆之形势却是可能的。
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外城西北部已发现若干燕的文物，如饕餮纹的半瓦当、货币明刀，而且发现了水井。这些发现，为断定蓟所在提供了证据。近年在河北易县发现燕下都的城址，又证明了燕下都所在。易是燕下都，而蓟为燕上都。直至燕亡，燕一直以蓟为政治的中心。尽管河北北部商周以来为游牧部落出没之地，燕也始终没有放弃蓟的政治中心，以便向北向南都可以发展。
燕的振兴春秋时期，燕的国势是弱的，它在史书里没有能引人注意的活动。它在同各国的关系中，以跟齐的接触为多。有时还受到齐的干涉。《左传》昭公三年，“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之外嬖，公惧，奔齐。”又六年，“十一月，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十二月，齐侯遂伐北燕，将纳简公”。又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欵于唐”。从这些简单的记载来看，环绕燕简公出奔及复国的过程，齐干涉燕，前后达九年之久。但战国以后，燕终于渐渐振兴起来，成为七雄之一，而比其它诸国要弱。它的国境东北，有林胡、楼烦以及其它游牧部落；东面与齐接壤，西南《春秋左传研究》，第243—245页。
则有赵和中山。
约在公元前35年，燕王哙向往远古之制，要把王位让给其相子之，因而引起国内贵族的反对和齐的干涉。齐宣王大举进攻燕国，结果燕王哙和子之都为齐所杀，弄得燕国几乎灭亡。燕昭王在叛乱平息后即位（公元前3年）。他发愤图强，招纳人才。苏秦就是这时到达燕国的。燕昭王对苏秦的计划表示欣赏和。大约公元前300年，苏秦奉昭王命，到达齐国。这时齐宣王已死，闵王即位。苏秦在齐的活动，似并不怎样顺利。公元前29年，燕曾发动了一次对齐的进攻，结果失败。
公元前288年，苏秦第二次由燕赴齐。这时正是秦昭王称“西帝”，并尊齐闵王为“东帝”之时。苏秦极力劝说齐闵王以“伐宋之利”，要“天下爱齐而憎秦”。这时赵国力也很充实，苏秦也怕齐赵联合，对燕不利，因此煽动齐国伐宋。公元前288年，齐第一次攻宋，燕国也派兵助齐，使齐和缓了对燕的进攻。
公元前287年，苏秦由齐返燕，并由燕赴魏，这是苏秦为了发动五国攻秦而到魏国活动的。是年十二月，苏秦得赵奉阳君李兑的帮助，终于联合了齐、楚、赵、魏、韩五国攻秦。但燕却因齐的阻力未能参加攻秦。燕昭王宁肯忍气吞声，不敢发作，仍与齐表面上保持友好。这次五国攻秦，实际上五国貌合神离，各怀目的，因而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公元前287年下半年至前28年上半年，苏秦由魏至赵。这时齐魏的关系已趋恶化，苏秦在赵的活动在于破坏齐赵的邦交，以减轻它们对燕的压力。但是他受到赵奉阳君李兑的阻碍，以致被拘。燕昭王对齐赵的结合深为担忧，几经曲折，才使赵国释放了苏秦。
公元前28年，苏秦在齐，离间了齐赵的关系，使齐赵的关系恶化。就在这一年，齐灭宋，即由五国伐秦一变而为五国伐齐。
公元前287年，赵魏首先率军攻齐。公元前285年，秦昭王、楚顷襄王、赵惠文王等先后相会，然后发大军越过韩魏，向齐进攻。次年，秦昭王又与魏昭王、韩厘王相会，燕昭王也会见赵惠文王，于是实现了五国伐齐。公元前284年，燕以乐毅为将，大举攻齐，在五国中最为勇敢。他直接进攻齐都临淄。六个月之间，连下齐七十余城。
但是尽管这样，燕国要想借此灭亡齐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各国利害是不一致的。次年，秦攻伐韩魏，又次年攻赵，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在乐毅连下齐七十余城不久，燕昭王死，惠王即位。他改用骑劫代乐毅，对待齐国的降兵和人民非常残暴，因而引起齐人的不满。齐人以田单为首纷纷反抗。不久，齐又恢复了失地，驱走了燕军。这次齐燕间的互相攻伐，削弱了东方的势力，有利于秦的势力的增长。
燕的灭亡燕昭王时，六国以赵为最强，齐楚都衰落了。秦昭王采纳了范睢的建议，对内削弱了宣太后和魏冉的势力，对外则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因而三晋成为秦军事进攻的重点。自公元前25年至前22年，秦连续攻占韩魏的土地。公元前22年，秦攻占了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割断了上党与韩本土的联系，从而酝酿了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与邯郸之战（公元前20—前258年），连续给赵以重大打击。
但是燕武成王以后，燕赵之间的战争却增加了。公元前25年，燕派栗暖、庆秦带大军攻赵，为赵将廉颇、乐乘所败，赵进围燕。次年，赵再度围燕。又次年，赵继续围燕。公元前243年，赵派李牧攻取燕的武遂、方城。次年，燕派剧辛攻赵，赵派庞煖反攻，取燕军二万，杀剧辛。
公元前249年，秦王政即位。公元前24年，以赵为首，联合楚魏韩和燕五国攻秦，这是六国最后一次的合纵抗秦的战争，但是六国实际上已经衰弱，无力与秦对抗。在这紧急时刻，燕太子丹于公元前227年策划演出了荆轲刺秦王的悲剧。荆轲的活动失败了，在秦廷上被杀。从此，秦加紧了对燕的进攻。
公元前227年，秦派王翦带领大军攻燕，由易水直入蓟。燕王喜逃至辽东，斩太子丹以献秦。过了五年，即公元前222年，秦又使王贲将兵攻取辽东，获燕王喜，燕遂亡。
第二节齐齐的建国和它的文化太公望，姓吕，名尚。据称，本姓姜氏，从其封地，故又姓吕。姜，羌，本是一字，太公的世系当属于西羌人。《史记·齐太公世家》“西伯将出猎，卜之，日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主为师。”西伯即周文王，太公是文王的祖父，后来称作太王。
在文王兴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太公受到了重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盟津之会，太公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饰师，武王斩纣的次日，祭社告神，太公牵牲，史佚策祝。周初新政，太公多所参与。《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太公二百二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合计四百六十四篇。这些书当出于后人的依托，然亦可见其权谋兵法及某些方面的论议之为世所重。
殷灭后，太公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这曾经是许多古老氏族部落活动的地方。《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与齐景公谈到古乐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蒯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
这段话说到了齐国以前的各族兴亡史。最初居住在这里的是少皞氏的支族爽鸠氏，后来是虞夏的诸侯季蒯氏，又后来是殷商的诸侯逢陵氏，又后来是殷商的支族蒲姑氏，最后才是齐太公。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留传下来，有的早被兼并，迁徙，如蒲姑氏，殷亡以后就渡过渤海湾而到了辽东半岛。他们在那里也建立了国家2。
据史载，齐初建国的时候，太公到营丘去，行动迟缓。他住在一个小客栈里休息。客栈的主人有意地说“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非就国者也。”太公听了主人的话，便立刻穿上衣服，加紧赶路。天大亮前，赶到了营丘。莱夷这时也已派兵来到营丘“争国”。这一故事说明齐是在与当地部落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莱夷散布于渤海一带，它们与齐国争雄。姜太公如迟一步，就可能会失掉机会。
齐国处在许多古老氏族部落及殷遗民的包围中，他不能不接受当地的文化，其中包括东夷文化和殷商文化。这里又有一个故事，说太公的儿子吕伋就国后三个月即往宗周“报政”。周公见他如此迅速回来，有些奇怪。吕伋说“简其礼，因其俗，故疾。“大概他感到要用周的统治方式去统治这一带的居民是不可能的，故不如“简其礼，因其俗，”以迁就他们。由此也可知齐、鲁的统治方式颇有不同。《史记·齐世家》记载“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这一世系是依庙号记载下来的，是以天干纪名，和殷商相同，而不同于周。据此，也可证明齐接受了殷文化。还有齐国的婚均见杜注。
2参考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下，97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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