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独走向友谊的大门即将打开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想要表达自己的渴望与日俱增，仅有的几个简单手势已经远远不够用了，而当我无法表明自己的意图、别人不理解时，我就会气急败坏。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牢牢地抓着我，而我则拼命地想挣脱束缚。我挣扎着，尽管这挣扎徒劳无功，但内心深处强烈的反抗精神让我不得不去抗争，我抗争的方式往往只是哭闹和摔打东西，直至筋疲力尽。如果母亲碰巧在身边，我就会钻进她的怀里，悲伤得已经不记得为什么发怒。后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发严重，随着我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更多的表达和交流，这种狂暴情绪也爆发得越来越频繁，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会发生。

我的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困惑之中。当时，我们家周边没有盲人或聋哑人学校，而且似乎也不可能有人愿意跑到图斯昆比亚这种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聋又瞎的孩子。实际上，我的朋友和亲人们一度认为我可能无法接受教育了。狄更斯的《美国札记》给我母亲带来了一线希望。母亲曾读过他写的一个故事，依稀记得故事里的劳拉·布里吉曼也是一个又聋又瞎的孩子，却接受了正规教育。但不幸的是，豪博士（也就是那位探索研究如何教育盲聋人的科学先驱）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说不定豪博士的教育方法也已因他的去世而失传。如果这方法万幸还在，那像我这样一个住在阿拉巴马偏远小镇的小姑娘又如何才能接受这种教育呢？

在我六岁大的时候，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

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他曾治愈过许多看似无望的病人。于是，我的父母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看看是否能治好我的眼睛。

巴尔的摩之旅轻松愉悦，令我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同许多人成了朋友。有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上面钻出小孔，我把贝壳串在一起，我喜欢这个游戏，很长时间都沉醉其中、乐此不疲。列车长也是个友善的人，当他在车厢里四处走动为乘客检票打孔的时候，我常跟在他的身后。他还让我玩他的打孔器，那实在是一种很有趣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的角落里自得其乐，在一片片纸板上打洞玩，一连好几个小时。

我的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布娃娃，这是个滑稽而怪异的玩偶，大概是做得过于仓促，娃娃没有鼻子、嘴、耳朵和眼睛，脸上什么都没有，甚至凭一个小孩子的想象力都无法辨认出那是娃娃的脸。可十分奇怪的是，我并不在乎娃娃头上的其他器官，唯独眼睛的缺失深深触动了我。我固执地向大家指出我的发现，可是好像没人能为娃娃添加一双眼睛。突然，我灵机一动，难题解决了。我翻下座位开始摸索，摸到了姑妈的披肩，上面装饰着不少大珠子。我揪下两颗珠子，示意姑妈帮我把它缝到娃娃脸上，姑妈把我的手放在她的眼睛上面询问我的意思，我使劲地点头。不一会儿，珠子就被缝到了恰当的位置，我简直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兴奋，手舞足蹈起来。可是我很快就对布娃娃没了兴趣，旅途中有太多太多的新奇事让我的小头脑和手指忙活，根本没机会发脾气。

在巴尔的摩，切斯霍尔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也无能为力。不过他对父亲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且建议父亲到华盛顿咨询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博士可以介绍聋哑和盲童学校的师资情况。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前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父亲忧心忡忡，感到希望渺茫，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只是觉得在城市之间往来旅行非常有趣。虽然是个小孩子，可我马上就感到了贝尔博士的善良和同情心，当时他功成名就，而他依然平易近人，因此深受世人敬仰。他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我对他的怀表产生了兴趣，他手把手地教我把怀表打开又扣上，我知道他理解我的手势，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次会晤打开了一扇引领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谊、关怀、知识和爱的大门。

贝尔博士建议我父亲给阿纳格诺斯先生写封信，他是波士顿帕金斯盲人学院的院长，也是豪博士伟大事业的继承人。贝尔博士的意思是看看阿纳格诺斯先生那里是否有一位能教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立即写了信。几个星期后，阿纳格诺斯先生便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让我们放心，说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位老师。这事发生在1886年夏天，可苏利文老师直到来年3月才到这里。

就这样，我“走出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一股神圣的力量触摸了我的灵魂，它不但给我的灵魂带来我光明，还让我“看”到了许多奇迹。我似乎听到了来自圣山的声音：“知识是爱，是光，是希望。”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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