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

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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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

言语是奇怪的东西。拿种类说,几乎一个人有一种言语。只有某人才用某几个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这整个的人,你决不能了解这几个字。你一辈子也未必明白得了几个人,对于言语乘早不用抱多大的希望;一个语言学家不见得能都明白他太太的话,要不然语言学家怎会有时候被太太罚跪在床前呢。

我认识毛先生还是三年前的事。我们俩初次见面的光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不懂他的话,所以十分注意地听他自己解释,因而附带地也记住了当时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话,可不是因为他不会说国语。他的国语就是经国语推行委员会考试也得公公道道的给八十分。我听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话写一篇小说,极精美的印出来,我一定还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注解。

那正是个晴美的秋天,树叶刚有些黄的;蝴蝶们还和不少的秋花游戏着。这是那种特别的天气:在屋里吧,作不下工去,外边好像有点什么向你招手;出来吧,也并没什么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觉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我就正这么进退两难,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飞到那蓝色的空中去;继而一想,飞到那里又干什么呢?立起来,又坐下,好多次了。正像外边的小蝴蝶那样飞起去又落下来。秋光把人与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样好了。

最后,我决定出去看个朋友,仿佛看朋友到底像回事,而可以原谅自己似的。来到街上,我还没有决定去找哪个朋友。天气给了我个建议。这样晴爽的天,当然是到空旷的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学去找老梅,因为大学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园。

从楼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里呢:他屋子的窗户都开着,窗台上还晒着两条雪白的手巾。我喊了他一声,他登时探出头来,头发在阳光下闪出个白圈儿似的。他招呼我上去,我便连蹦带跳地上了楼。不仅是他的屋子,楼上各处的门与窗都开着呢,一块块的阳光印在地板上,使人觉得非常地痛快。老梅在门口迎接我。他蹋拉着鞋片,穿着短衣,看着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没有功课。

“好天气?!”我们俩不约而同地问出来,同时也都带出赞美的意思。

屋里敢情还有一位呢,我不认识。

老梅的手在我与那位的中间一拉线,我们立刻郑重地带出笑容,而后彼此点头,牙都露出点来,预备问“贵姓”。可是老梅都替我们说了:“——君;毛博士。”我们又彼此嗞了嗞牙。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背靠着窗,斜向屋门立着;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上;不是他们俩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这位博士,我想。

一边和老梅闲扯,我一边端详这位博士。这个人有点特别。他是“全份武装”地穿着洋服,该怎样的全就怎样了,例如手绢是在胸袋里掖着,领带上别着个针,表链在背心中下部横着,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像穿过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显然是曾经换过掌儿。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像是为谁许下了愿,发誓洋装三年似的;手绢必放在这儿,领带的针必别在那儿,都是一种责任,一种宗教上的律条。他不使人觉到穿西服的洋味儿,而令人联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强劲儿。

他的脸斜对着屋门,原来门旁的墙上有一面不小的镜子,他是照镜子玩呢。他的脸是两头翘,中间洼,像个元宝筐儿,鼻子好像是睡摇篮呢。眼睛因地势的关系——在元宝翅的溜坡上——也显着很深,像两个小圆槽,槽底上有点黑水;下巴往起翘着,因而下齿特别的向外,仿佛老和上齿顶得你出不来我进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说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责任洋服,可又不怎么带劲。脖子上安着那个元宝脑袋,脑袋上很负责地长着一大下黑头发,过度负责地梳得极光滑。

他照着镜子,照得有来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赏他自己的美好。可是我看他特别。他是背着阳光,所以脸的中部有点黑暗,因为那块十分的低洼。一看这点洼而暗的地方,我就赶紧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阴了天。这位博士把那么晴好的天气都带累得使人怀疑它了。这个人别扭。

他似乎没心听我们俩说什么,同时他又舍不得走开;非常地无聊,因为无聊所以特别注意他自己。他让我想到:这个人的穿洋服与生活着都是一种责任。

我不记得我们是正说什么呢,他忽然转过脸来,低洼的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仿佛向心里找点什么。及至眼又睁开,他的嘴刚要笑就又改变了计划,改为微声叹了口气,大概是表示他并没在心中找到什么。他的心里也许完全是空的。

“怎样,博士?”老梅的口气带出来他确是对博士有点不敬重。

博士似乎没感觉到这个。利用叹气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噗!”仿佛天气很热似的。“牺牲太大了!”他说,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脚伸出很远去。

“哈佛的博士,受这个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开心呢。

“真哪!”博士的语声差不多是颤着:“真哪!一个人不该受这个罪!没有女朋友,没有电影看,”他停了会儿,好像再也想不起他还需要什么——使我当时很纳闷,于是总而言之来了一句:“什么也没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样洼,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泪来;他千真万确地是很难过。

“要是在美国?”老梅又帮了一句腔。

“真哪!哪怕是在上海呢:电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电影,大概他心里没“吗儿”了。我想。我试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戏好啊,倒可以看看。”

他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听外国朋友说,中国戏野蛮!”

我们都没了话。我有点坐不住了。待了半天,我建议去洗澡;城里新开了一家澡堂,据说设备得很不错。我本是约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声,他既是在这儿,况且又那么寂寞。

博士摇了摇头:“危险哪!”

我又糊涂了:一向在外边洗澡,还没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里……”他似乎很害怕。

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国,只有上海。

“此地与上海不同。”我给他解释了这么些。

“可是中国还有哪里比上海更文明?”他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顺眼——嘴差点碰到脑门,鼻子完全陷进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国?”老梅是有点故意开玩笑。

“真哪!”博士又郑重起来:“美国家家有澡盆,美国的旅馆间间房子有澡盆!要洗,哗——一放水:凉的热的,随意对;要换一盆,哗——把陈水放了,重新换一盆,哗——”他一气说完,每个“哗”字都带着些吐沫星,好像他的嘴就是美国的自来水龙头。最后他找补了一小句:“中国人脏得很!”

老梅乘博士“哗哗”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

博士先走出去,说了一声,“再见哪”。说得非常地难听,好像心里满蓄着眼泪似的。他是舍不得我们,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国”澡堂去,无论是多么干净!

等到我们下了楼,走到院中,我看见博士在一个楼窗里面望着我们呢。阳光斜射在他的头上,鼻子的影儿给脸上印了一小块黑;他的上身前后地微动,那个小黑块也忽长忽短地动。我们快走到校门了,我回了回头,他还在那儿立着;独自和阳光反抗呢,仿佛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里,老梅有几次要提说毛博士,我都没接碴儿。他对博士有点不敬,我不愿被他的意见给我对那个人的印象加上什么颜色,虽然毛博士给我的印象并不甚好。我还不大明白他,我只觉得他像个半生不熟的什么东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国华侨的子孙:不像中国人,也不像外国人。他好像是没有根儿。我的观察不见得正确,可是不希望老梅来帮忙;我愿自己看清楚了他。在一方面,我觉得他别扭;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龙生九种,种种各别”的那种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个机会。老梅托我给代课。老梅是这么个人:谁也不知道他怎样布置的,每学期中他总得请上至少两三个礼拜的假。这一回是,据他说,因为他的大侄子被疯狗咬了,非回家几天不可。

老梅把钥匙交给了我,我虽不在他那儿睡,可是在那里休息和预备功课。

过了两天,我觉出来,我并不能在那儿休息和预备功课。只要我一到那儿,毛博士就好像他的姓有些作用——毛儿似的就飞了来。这个人寂寞。有时候他的眼角还带着点泪,仿佛是正在屋里哭,听见我到了,赶紧跑过来,连泪也没顾得擦。因此,我老给他个笑脸,虽然他不叫我安安顿顿地休息会儿。

虽然是菊花时节了,可是北方的秋晴还不至于使健康的人长吁短叹地悲秋。毛博士可还是那么忧郁。我一看见他,就得望望天色。他仿佛会自己制造一种苦雨凄风的境界,能把屋里的阳光给赶了出去。

几天的工夫,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语了。他有这个好处:他能满不理会别人怎么向他发愣。谁爱发愣谁发愣,他说他的。他不管言语本是要彼此传达心意的;跟他谈话,我得设想着:我是个留声机,他也是个留声机;说就是了,不用管谁明白谁不明白。怪不得老梅拿博士开玩笑呢,谁能和个留声机推心置腹地交朋友呢?

不管他怎样吧,我总想治治他的寂苦;年青青的不该这样。

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与听戏。出去走走总该行了。

“怎能一个人走呢?真!”博士又叹了口气。

“一个人怎就不能走呢?”我问。

“你总得享受生命吧?”他反攻了。

“啊!”我敢起誓,我没这么糊涂过。

“一个人去走!”他的眼睛,虽然那么洼,冒出些火来。

“我陪着你,那么?”

“你又不是女人。”他叹了口长气。

我这才明白过来。

过了半天,他又找补了句:“中国人太脏,街上也没法走。”

此路不通,我又转了弯。“找朋友吃小馆去,打网球去;或是独自看点小说,练练字……”我把小布尔乔亚的谋杀光阴的办法提出一大堆;有他那套责任洋服在面前,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他的回答倒还一致,一句话抄百宗:没有女人,什么也不能干。

“那么,找女人去好啦!”我看准阵势,总攻击了。“那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牺牲又太大了!”他又放了个糊涂炮。

“嗯?”也好,我倒有机会练习眨巴眼了;他算把我引入了迷魂阵。

“你得给她买东西吧?你得请她看电影,吃饭吧?”他好像是审我呢。

我心里说:“我管你呢!”

“自然是得买,自然是得请。这是美国的规矩,必定要这样。可是中国人穷啊;我,哈佛的博士,才一个月拿二百块洋钱——我得要求加薪!——哪里省得出这一笔费用?”他显然是说开了头,我很注意地听。“要是花了这么笔钱,就顺当地订婚、结婚,也倒好了,虽然订婚要花许多钱,还能不买俩金戒指么?金价这么贵!结婚要花许多钱,蜜月必须到别处玩去,美国的规矩。家中也得安置一下:钢丝床是必要的,洋澡盆是必要的,沙发是必要的,钢琴是必要的,地毯是必要的。哎,中国地毯还好,连美国人也喜爱它!这得用几多钱?这还是顺当的话,假如你花了许多钱买东西,请看电影,她不要你呢?钱不是空花了?!美国常有这种事呀,可是美国人富哇。拿哈佛说,男女的交际,单讲吃冰激凌的钱,中国人也花不起!你看——”

我等了半天,他也没往下说,大概是把话头忘了;也许是被“中国”气迷糊了。

我对这个人没办法。他只好苦闷他的吧。

在老梅回来以前,我天天听到些美国的规矩,与中国的野蛮。还就是上海好一些,不幸上海还有许多中国人,这就把上海的地位低降了一大些。对于上海,他有点害怕:野鸡、强盗、杀人放火的事,什么危险都有,都是因为有中国人。他眼中的中国人,完全和美国电影中的一样。“你必须用美国的精神作事,必须用美国人的眼光看事呀!”他谈到高兴的时候——还算好,他能因为谈讲美国而偶尔地笑一笑——老这样嘱咐我。什么是美国精神呢?他不能简单地告诉我。他得慢慢地讲述事实,例如家中必须有澡盆,出门必坐汽车,到处有电影园,男人都有女朋友,冬天屋里的温度在七十以上,女人们好看,客厅必有地毯……我把这些事都串在一处,还是不大明白美国精神。

老梅回来了,我觉得有点失望:我很希望能一气明白了毛博士,可是老梅一回来,我不能天天见他了。这也不能怨老梅。本来吗,咬他的侄子的狗并不是疯的,他还能不回来吗?

把功课教到哪里交待明白了,我约老梅去吃饭。就手儿请上毛博士。我要看看到底他是不能享受“中国”式的交际呢,还是他舍不得钱。

他不去。可是善意地辞谢:“我们年青的人应当省点钱,何必出去吃饭呢?我们将来必须有个小家庭,像美国那样的。钢丝床、澡盆、电炉,”说到这儿,他似乎看出一个理想的小乐园:一对儿现代的亚当夏娃在电灯下低语。“沙发,两人读着《结婚的爱》,那是真正的快乐,真哪!现在得省着点……”

我没等他说完,扯着他就走。对于不肯花钱,是他有他的计划与目的,假如他的话是可信的;好了,我看看他享受一顿可口的饭不享受。

到了饭馆,我才明白了,他真不能享受!他不点菜,他不懂中国菜。“美国也有很多中国饭铺,真哪。可是,中国菜到底是不卫生的。上海好,吃西餐是方便的。约上女朋友吃吃西餐,倒那个!”

我真有心告诉他,把他的姓改为“毛尔”或“毛利司”,岂不很那个?可是没好意思。我和老梅要了菜。

菜来了,毛博

士吃得确不带劲。他的洼脸上好像要滴下水来,时时地向着桌上发愣。老梅又开玩笑了:

“要是有两三个女朋友,博士?”

博士忽然地醒过来:“一男一女;人多了是不行的。真哪。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两个人炖一只鸡吃吃,真惬意!”

“也永远不请客?”老梅是能板着脸装傻的。

“美国人不像中国人这样**朋友,中国人太好交朋友了,太不懂爱惜时间,不行的!”毛博士指着脸子教训老梅。

我和老梅都没生气;这位博士确是真诚,他真不喜欢中国人的一切——除了地毯。他生在中国,最大的牺牲,可是没法儿改善。他只能厌恶中国人,而想用全力组织个美国式的小家庭,给生命与中国增点光。自然,我不能相信美国精神就像是他所形容的那样,但是他所看见的那些,他都虔诚地信仰,澡盆和沙发是他的上帝。我也想到,设若他在美国就像他在中国这样,大概他也是没看见什么。可是他的确看见了美国的电影园,的确看见了中国人不干净,那就没法办了。

因此,我更对他注意了。我决不会治好他的苦闷,也不想分这份神了。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是怎回事。

虽然不给老梅代课了,可还不短找他去,因此也常常看到毛博士。有时候老梅不在,我便到毛博士屋里坐坐。

博士的屋里没有多少东西。一张小床,旁边放着一大一小两个铁箱。一张小桌,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点文具,都是美国货。两把椅子,一张为坐人,一张永远坐着架打字机。另有一张摇椅,放着个为卖给洋人的团龙绣枕。他没事儿便在这张椅上摇,大概是想把光阴摇得无可奈何了,也许能快一点使他达到那个目的。窗台上放着几本洋书。墙上有一面哈佛的班旗,几张在美国照的相片。屋里最带中国味的东西便是毛博士自己,虽然他也许不愿这么承认。

到他屋里去过不是一次了,始终没看见他摆过一盆鲜花,或是贴上一张风景画或照片。有时候他在校园里偷折一朵小花,那只为插在他的洋服上。这个人的理想完全是在创造一个人为的,美国式的,暖洁的小家庭。我可以想到,设若这个理想的小家庭有朝一日实现了,他必定终日放着窗帘,就是外面的天色变成紫的,或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他也没那么大工夫去看一眼。大概除了他自己与他那点美国精神,宇宙一切并不存在。

在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个。我们的谈话限于金钱、洋服、女人、结婚、美国电影。有时候我提到政治,社会的情形,文艺,和其他的我偶尔想起或哄动一时的事,他都不接碴儿。不过,设若这些事与美国有关系,他还肯敷衍几句,可是他另有个说法。比如谈到美国政治,他便告诉我一件事实:美国某议员结婚的时候,新夫妇怎样的坐着汽车到某礼拜堂,有多少巡警去维持秩序,因为教堂外观者如山如海!对别的事也是如此,他心目中的政治、美术和无论什么,都是结婚与中产阶级文化的光华方面的附属物。至于中国,中国还有政治、艺术、社会问题,等等?他最恨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不好,当然其他的一切也不好。对中国电影最不满意的地方便是男女不搂紧了热吻。

几年的哈佛,使他得到那点美国精神,这我明白。我不明白的是:难道他不是生在中国?他的家庭不是中国的?他没在中国——在上美国以前——至少活了二十来岁?为什么这样不明白不关心中国呢?

我试探多少次了,他的家中情形如何,求学与作事的经验……哼!他的嘴比石头子儿还结实!这就奇怪了,他永远赶着别人来闲扯,可是他又不肯说自己的事!

和他交往快一年了,我似乎看出点来:这位博士并不像我所想的那么简单。即使他是简单,他的简单必是另一种。他必是有一种什么宗教性的戒律,使他简单而又深密。

他既不放松了嘴,我只好重新估定他的外表了。每逢我问到他个人的事,我留神看他的脸。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可是他的脸并没完全闲着。他一定不是个坏人,他的脸出卖了他自己。他的深密没能完全胜过他的简单,可是他必须要深密。或者这就是毛博士之所以为毛博士了;要不然,还有什么活头呢。人必须有点抓得住自己的东西。有的人把这点东西永远放在嘴边上,有的人把它永远埋在心里头。办法不同,立意是一个样的。毛博士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他的美国精神与理想的小家庭是挂在嘴边的,可是在这后面,必是在这“后面”,才有真的他。

他的脸,在我试问他的时候,好像特别的洼了。从那最洼的地方发出一点黑晦,慢慢地布满了全脸,像片雾影。他的眼,本来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时便更往深处去了,仿佛要完全藏起去。他那些彼此永远挤着的牙轻轻咬那么几下,耳根有点动,似乎是把心中的事严严地关住,唯恐走了一点风。然后,他的眼忽然发出些光,脸上那层黑影渐渐地卷起,都卷入头发里去。“真哪!”他不定说什么呢,与我所问的没有万分之一的关系。他胜利了,过了半天还用眼角撩我几下。

只设想他一生下来便是美国博士,虽然是简捷的办法,但是太不成话。问是问不出来,只好等着吧。反正他不能老在那张椅上摇着玩,而一点别的不干。

光阴会把人事筛出来。果然,我等到一件事。

快到暑假了,我找老梅去。见着老梅,我当然希望也见到那位苦闷的象征。可是博士并没露面。

我向外边一歪头,“那位呢?”

“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老梅说。

“怎么了?”

“据别人说,他要辞职,我也知道的不多,”老梅笑了笑,“你晓得,他不和别人谈私事。”

“别人都怎说来?”我确是很热心地打听。

“他们说,他和学校订了三年的合同。”

“你是几年?”

“我们都没合同,学校只给我们一年的聘书。”

“怎么单单他有呢?”

“美国精神,不订合同他不干。”

整像毛博士!

老梅接着说:“他们说,他的合同是中英文各一份,虽然学校是中国人办的。博士大概对中国文字不十分信任。他们说,合同订得是三年之内两方面谁也不能辞谁,不得要求加薪,也不准减薪。双方签字,美国精神。可是,干了一年——这不是快到暑假了吗——他要求加薪,不然,他暑后就不来了。”

“呕,”我的脑子转了个圈,“合同呢?”

“立合同的时候是美国精神,不守合同的时候便是中国精神了。”老梅的嘴往往失于刻薄。

可是他这句话暗示出不少有意思的意思来。老梅也许是顺口地这么一说,可是正说到我的心坎上。“学校呢?”我问。

“据他们说,学校拒绝了他的请求;当然的,有合同嘛。”

“他呢?”

“谁知道!他自己的事不对别人讲。就是跟学校有什么交涉,他也永远是写信,他有打字机。”

“学校不给他增薪,他能不干了吗?”

“没告诉你吗,没人知道!”老梅似乎有点看不起我。“他不干,是他自己失了信用;可是我准知道,学校也不会拿着合同跟他打官司,谁有工夫闹闲气。”

“你也不知道他要求增薪的理由?呕,我是糊涂虫!”我自动地撤销这一句,可是又从另一方面提出一句来:“似乎应当有人去劝劝他!”

“你去吧;没我!”老梅又笑了。“请他吃饭,不吃;喝酒,不喝;问他什么,不说;他要说的,别人听着没味儿;这么个人,谁有法儿像个朋友似的去劝告呢?”

“你可也不能说,这位先生不是很有趣的?”

“那要凭怎么看了。病理学家看疯人都很有趣。”

老梅的语气不对,我听着。想了想,我问他:“老梅,博士得罪了你吧?我知道你一向对他不敬,可是——”

他笑了。“耳朵还不离,有你的!近来真有点讨厌他了。一天到晚,女人女人女人,谁那么爱听!”

“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又给了他一句。我深知道老梅的为人:他不轻易佩服谁;可是谁要是真得罪了他,他也不轻易地对别人讲论。原先他对博士不敬,并无多少含意,所以倒肯随便地谈论;此刻,博士必是真得罪了他,他所以不愿说了。不过,经我这么一问,他也没了办法。

“告诉你吧,”他很勉强地一笑,“有一天,博士问我,梅先生,你也是教授?我就说了,学校这么请的我,我也没法。可是,他说,你并不是美国的博士?我说,我不是;美国博士值几个子儿一枚?我问他。他没说什么,可是脸完全绿了。这还不要紧,从那天起,他好像记死了我。他甚至写信质问校长:梅先生没有博士学位,怎么和有博士学位的——而且是美国的——挣一样多的薪水呢?我不晓得他从哪里探问出我的薪金数目。”

“校长也不好,不应当让你看那封信。”

“校长才不那么糊涂;博士把那封信也给了我一封,没签名。他大概是不屑与我为伍。”老梅笑得更不自然了。青年都是自傲的。

“哼,这还许就是他要求加薪的理由呢!”我这么猜。

“不知道。咱们说点别的?”

辞别了老梅,我打算在暑假放学之前至少见博士一面,也许能够打听出点什么来。凑巧,我在街上遇见了他。他走得很急。眉毛拧着,脸洼得像个羹匙。不像是走道呢,他似乎是想把一肚子怨气赶出去。

“哪儿去,博士?”我叫住了他。

“上邮局去,”他说,掏出手绢——不是胸袋掖着的那块——擦了擦汗。

“快暑假了,到哪里去休息?”

“真哪!听说青岛很好玩,像外国。也许去玩玩。不过——”

我准知道他要说什么,所以没等“不过”的下回分解说出来,便又问:“暑假后还回来吗?”

“不一定。”或者因为我问得太急,所以他稍微说走了嘴:不一定自然含有不回来的意思。他马上觉到这个,改了口:“不一定到青岛去。”假装没听见我所问的。“一定到上海去的。痛快地看几次电影;在北方作事,牺牲太大了,没好电影看!上学校来玩啊,省得寂寞!”话还没说利飕,他走开了,一迈步就露出要跑的趋势。

我不晓得他那个“省得寂寞”是指着谁说的。至于他的去留,只好等暑假后再看吧。

刚一考完,博士就走了,可是没把东西都带去。据老梅的猜测:博士必是到别处去谋事,成功呢便用中国精神硬不回来,不管合同上定的是几年。找不到事呢就回来,表现他的美国精神。事实似乎与这个猜测应合:博士支走了三个月的薪水。我们虽不愿往坏处揣度人,可是他的举动确是令人不能完全往好处想。薪水拿到手里究竟是牢靠些,他只信任他自己,因为他常使别人不信任他。

过了暑假,我又去给老梅代课。这回请假的原因,大概连老梅自己也不准知道,他并没告诉我吗。好在他准有我这么个替工,有原因没有的也没多大关系了。

毛博士回来了。

谁都觉得这么回来是怪不得劲的,除了博士自己。他很高兴。设若他的苦闷使人不表同情,他的笑脸看起来也有点多余。他是打算用笑表示心中的快活,可是那张脸不给他作劲。他一张嘴便像要打哈欠,直到我看清他的眼中没有泪,才醒悟过来;他原来是笑呢。这样的笑,笑不笑没多大关系。他紧自这么笑,闹得我有点发毛咕。

“上青岛去了吗?”我招呼他。他正在门口立着。

“没有。青岛没有生命,真哪!”他笑了。

“啊?”

“进来,给你件宝贝看!”

我,傻子似的,跟他进去。

屋里和从前一样,就是床上多了一个蚊帐。他一伸手从蚊帐里拿出个东西,遮在身后:“猜!”

我没这个兴趣。

“你说是南方女人,还是北方女人好?”他的手还在背后。

我永远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他看我没意思回答,把手拿到前面来,递给我一张相片。而后肩并肩地挤着我,脸上的笑纹好像真要往我脸上走似的;没说什么;他的嘴也不知是怎么弄的,直唧唧地响。

女人的相片。拿相片断定人的美丑是最容易上当的,我不愿说这个女人长得怎么样。就它能给我看到的,不过是年纪不大,头发烫得很复杂而曲折,小脸,圆下颏,大眼睛。不难看,总而言之。

“定了婚,博士?”我笑着问。

博士笑得眉眼都没了准地方,可是没出声。

我又看了看相片,心中不由得怪难过的。自然,我不能代她断定什么;不过,我倘若是个女子……

“牺牲太大了!”博士好容易才说出话来:“可是值得的,真哪!现在的女人多么精,才二十一岁,什么都懂,仿佛在美国留过学!头一次我们看完电影,她无论怎说也得回家,精呀!第二次看电影,还不许我拉她的手,多么精!电影票都是我打的!最后的一次看电影才准我吻了她一下,真哪!花多少钱也值得,没空花了;我临来,她送我到车站,给我买来的水果!花点钱,值得,她永远是我的;打野鸡不行呀,花多少钱也不行,而且有危险的!从今天起,我要省钱了。”

我插进去一句:“你花钱还费吗?”

“哎哟!”元宝底上的眼睛居然努出来了。“怎么不费钱?!一个人,吃饭,洗衣服。哪样不花钱!两个人也不过花这么多,饭自己作,衣服自己洗。夫妇必定要互助呀。”

“那么,何必格外省钱呢?”

“钢丝床要的吧?澡盆要的吧?沙发要的吧?钢琴要的吧?结婚要花钱的吧?蜜月要花钱的吧?家庭是家庭哟!”他想了想:“结婚请牧师也得送钱的!”

“干吗请牧师?”

“郑重;美国的体面人都请牧师祝婚,真哪!”他又想了想:“路费!她是上海的;两个人从上海到这里,二等车!

中国是要不得的,三等车没法坐的!你算算一共要几多钱?你算算看!”他的嘴咕弄着,手指也轻轻地掐,显然是算这笔账呢。大概是一时算不清,他皱了皱眉。紧跟着又笑了:“多少钱也得花的!假如你买个五千元的钻石,不是为戴上给人看么?一个南方美人,来到北方,我的,能不光荣些么?真哪,她是上海最美的女子;这还不值得牺牲么?一个人总得牺牲的!”

我始终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牺牲。

替老梅代了一个多月的课,我的耳朵里整天嗡嗡着上海、结婚、牺牲、光荣、钢丝床……有时候我编讲义都把这些编进去,而得重新改过;他已把我弄糊涂了。我真盼老梅早些回来,让我去清静两天吧。观察人性是有意思的事,不过人要像年糕那样粘,把我的心都粘住,我也有受不了的时候。

老梅还有五六天就回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博士又出了新花样。他好像一篇富于技巧的文章,正在使人要生厌的时候,来几句漂亮的。

他的喜劲过去了。除了上课以外,他总在屋里拍拉拍拉的打字。拍拉过一阵,门开了,溜着墙根,像条小鱼似的,他下楼去送信。照直去,照直回来;在屋里咚咚地走。走着走着,叹一口气,声音很大,仿佛要把楼叹倒了,以便同归于尽似的。叹过气以后,他找我来了,脸上带着点顶惨淡的笑。“噗!”他一进门先吹口气,好像屋中净是尘土。然后,“你们真美呀,没有伤心的事!”

他的话老有这么种别致的风格,使人没法答碴儿。好在他会自动地给解释:“没法子活下去,真哪!哭也没用,光阴是不着急的!恨不能飞到上海去!”

“一天写几封信?”我问了句。

“一百封也是没用的!我已经告诉她,我要自杀了!这样不是生活,不是!”博士连连摇头。

“好在到年假才还不到三个月。”我安慰着他,“不是年假里结婚吗?”

他没有回答,在屋里走着。待了半天:“就是明天结婚,今天也是难过的!”

我正在找些话说,他忽然像忘了些什么重要的事,一闪似的便跑出去。刚进到他的屋中,拍拉,拍拉,拍,打字机又响起来。

老梅回来了。我在年假前始终没找他去。在新年后,他给我转来一张喜帖。用英文印的。我很替毛博士高兴,目的达到了,以后总该在生命的别方面努力了。

年假后两三个星期了,我去找老梅。谈了几句便又谈到毛博士。

“博士怎样?”我问,“看见博士太太没有?”

“谁也没看见她;他是除了上课不出来,连开教务会议也不到。”

“咱俩看看去?”

老梅摇了头:“人家不见,同事中有碰过钉子的了。”

这个,引动了我的好奇心。没告诉老梅,我自己要去探险。

毛博士住着五间小平房,院墙是三面矮矮的密松。远远的,我看见院中立着个女的,细条身框,穿着件黑袍,脸朝着阳光。她一动也不动,手直垂着,连蓬松的头发好像都镶在晴冷的空中。我慢慢地走,她始终不动。院门是两株较高的松树,夹着一个绿短棚子。我走到这个小门前了,与她对了脸。她像吓了一跳,看了我一眼,急忙转身进去了。在这极短的时间内,我得了个极清楚的印象:她的脸色青白,两个大眼睛像迷失了的羊的那样悲郁,头发很多很黑,和下边的长黑袍联成一段哀怨。她走得极轻快,好像把一片阳光忽然全留在屋子外边。我没去叫门,慢慢地走回来了。我的心中冷了一下,然后觉得茫然地不自在。到如今我还记得这个黑衣女。

大概多数的男人对于女性是特别显着侠义的。我差不多成了她的义务侦探了。博士是否带她常出去玩玩,譬如看看电影?他的床是否钢丝的?澡盆?沙发?当他跟我闲扯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毫无男子气。可是由看见她以后,这些无聊的事都在我心中占了重要的地位;自然,这些东西的价值是由她得来的。我钻天觅缝地探听,甚至于贿赂毛家的仆人——他们用着一个女仆。我所探听到的是他们没出去过,没有钢丝床与沙发。他们吃过一回鸡,天天不到九点钟就睡觉……

我似乎明白些毛博士了。凡是他口中说的——除了他真需要个女人——全是他视为作不到的;所以作不到的原因是他爱钱。他梦想要作个美国人;及至来到钱上,他把中国固有的夫为妻纲与美国的资产主义联合到一块。他自己便是他所恨恶的中国电影,什么举动都学好莱坞的,而根本上是中国的,他是个自私自利而好摹仿的猴子。设若他没上过美国,他一定不会这么样,他至少要在人情上带出点中国气来。他上过美国,自觉着他为中国当个国民是非常冤屈的事。他可以依着自己的方便,在美国精神的装饰下,作出一切。结婚,大概只有早睡觉的意义。

我没敢和老梅提说这个,怕他耻笑我;说真的,我实在替那个黑衣女抱不平。可是,我不敢对他说;青年们的想象是不易往厚道里走的。

春假了,由老梅那里我听来许多人的消息:有的上山去玩,有的到别处去逛,我听不到博士夫妇的。学校里那么多人,好像没人注意他们俩——按普通的理说,新夫妇是最使人注意的。

我决定去看看他们。

校园里的垂柳已经绿得很有个样儿了。丁香花可是才吐出颜色来。教员们,有的没去旅行,差不多都在院中种花呢。到了博士的房子左近,他正在院中站着。他还是全份武装地穿着洋服,虽然是在假期里。阳光不易到的地方,还是他的脸的中部。隔着松墙我招呼了他一声:

“没到别处玩玩去,博士?”

“哪里也没有家里好。”他的眼瞭了远处一下。

“美国人不是讲究旅行么?”我一边说一边往门那里凑。

他没回答我。看着我,他直往后退,显出不欢迎我进去的神气。我老着脸,一劲地前进。他退到屋门,我也离那儿不远了。他笑得极不自然了,牙咬了两下,他说话了:

“她病了,改天再招待你呀。”

“好吧。”我也笑了笑。

“改天来——”他没说完下半截便进去了。

我出了门,校园中的春天似乎忽然逃走了。我非常不痛快。

又过了十几天,我给博士一个信儿,请他夫妇吃饭。我算计着他们大概可以来;他不交朋友,她总不会也愿永远囚在家中吧?

到了日期,博士一个人来了。他的眼边很红,像是刚揉了半天的。脸的中部特别显着洼,头上的筋都跳着。

“怎啦,博士?”我好在没请别人,正好和他谈谈。

“妇人,妇人都是坏的!都不懂事!都该杀的!”

“和太太吵了嘴?”我问。

“结婚是一种牺牲,真哪!你待她天好,她不懂,不懂!”博士的泪落下来了。

“到底怎回事?”

博士抽答了半天,才说出三个字来:“她跑了!”他把脑门放在手掌上,哭起来。

我没想安慰他。说我幸灾乐祸也可以,我确是很高兴,替她高兴。

待了半天,博士抬起头来,没顾得擦泪,看着我说:

“牺牲太大了!叫我,真!怎样再见人呢?!我是哈佛的博士,我是大学的教授!她一点不给我想想!妇人!”

“她为什么走了呢?”我假装皱上眉。

“不晓得。”博士净了下鼻子,“凡是我以为对的,该办的,我都办了。”

“比如说?”

“储金,保险,下课就来家陪她,早睡觉,多了,多了!是我见到的,我都办了;她不了解,她不欣赏!每逢上课去,我必吻她一下,还要怎样呢?你说!”

我没的可说,他自己接了下去。他是真憋急了,在学校里他没一个朋友。“妇女是不明白男人的!定婚,结婚,已经花了多少钱,难道她不晓得?结婚必须男女两方面都要牺牲的。我已经牺牲了那么多,她牺牲了什么?到如今,跑了,跑了!”博士立起来,手插在裤袋里,眉毛拧着:“跑了!”

“怎办呢?”我随便问了句。

“没女人我是活不下去的!”他并没看我,眼看着他的领带。“活不了!”

“找她去?”

“当然!她是我的!跑到天边,没我,她是个‘黑’人!她是我的,那个小家庭是我的,她必得老跟着我!”他又坐下了,又用手托住脑门。

“假如她和你离婚呢?”

“凭什么呢?难道她不知道我爱她吗?不知道那些钱都是为她花了吗?就没点良心吗?离婚?我没有过错!”

“那是真的。”我自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气好像消了些,舐了舐嘴唇,叹了口气:“真哪,我一见她脸上有些发白,第二天就多给她一个鸡子儿吃!我算尽到了心!”他又不言语了,呆呆地看着皮鞋尖。

“你知道她上哪儿了?”

博士摇了摇头。又坐了会儿,他要走。我留他吃饭,他又摇头:“我回去,也许她还回来。我要是她,我一定回来。她大概是要回来的。我回去看看。我永远爱她,不管她待我怎样。”他的泪又要落下来,勉强地笑了笑,抓起帽子就往外走。

这时候,我有点可怜他了。从一种意义上说,他的确是个牺牲者——可是不能怨她。

过了两天,我找他去,他没拒绝我进去。

屋里安设得很简单,除了他原有的那份家具,只添上了两把藤椅,一个长桌,桌上摆着他那几本洋书。这是书房兼客厅;西边有个小门,通到另一间去,挂着个洋花布单帘子。窗上都挡着绿布帘,光线不十分足。地板上铺着一领厚花席子。屋里的气味很像个欧化了的日本家庭,可是没有那些灵巧的小装饰。

我坐在藤椅上,他还坐那把摇椅,脸对着花布帘子。

我们俩当然没有别的可谈。他先说了话:

“我想她会回来,到如今竟自没消息,好狠心!”说着,他忽然一挺身,像是要立起来,可是极失望地又缩下身去。原来那个花布帘被一股风吹得微微一动。

这个人已经有点中了病!我心中很难过了。可是,我一想:结婚刚三个多月,她就逃走,想必她是真受不住了;想必她也看出来,这个人是无希望改造的。三个月的监狱生活是满可以使人铤而走险的。况且,性欲的生活,有时候能使人一天也受不住的——由这种生活而起的厌恶比毒药还厉害。我由博士的气色和早睡的习惯已猜到一点,现在我要由他口中证实了。我和他谈一些严重的话之后便换换方向,谈些不便给多于两个人听的。他也很喜欢谈这个,虽然更使他伤心。他把这种事叫“爱”。他很“爱”她。有时候一夜“爱”四次。他还有个理论:

“受过教育的人性欲大,真哪。下等人的操作使他们疲倦,身体上疲倦。我们用脑子的,体力是有余的,正好借这个机会运动运动。况且因为我们用脑子,所以我们懂得怎样‘爱’,下等人不懂!”

我心里说,“要不然她怎么会跑了呢!”

他告诉我许多这种经验,可是临完更使他悲伤——没有女人是活不下去的!我去了几次,慢慢地算是明白了他的一部分:对于女人,他只管“爱”,而结婚与家庭设备的花费是“爱”的代价。这个代价假如轻一点,“博士”会给增补上所欠的分量。“一个美国博士,你晓得,在女人心中是占分量的。”他说,附带着告诉我:“你想要个美的,大学毕业的,年青的,品行端正的女人,先去得个博士,真哪!”

他的气色一天不如一天了。对那个花布帘,他越发注意了;说着说着话,他能忽然立起来,走过去,掀一掀它。而后回来,坐下,不言语好大半天。他的脸比绿窗帘绿得暗一些。

可是他始终没要找她去,虽然嘴里常这么说。我以为即使他怕花了钱而找不到她,也应当走一走,或至少是请几天假,因为他自己说她要把“博士”与“教授”的尊严一齐给他毁掉了。为什么他不躲几天,而照常地上课,虽然是带着眼泪?后来我才明白:他要大家同情他,因为他的说法是这个:“嫁给任何人,就属于任何人,况且嫁的是博士?从博士怀中逃走,不要脸,没有人味!”他不能亲自追她去。但是他需要她,他要“爱”。他希望她回来,因为他不能白花了那些钱。这个,尊严与“爱”,牺牲与耻辱,使他进退两难,啼笑皆非,一天不定掀多少次那个花布帘。他甚至于后悔没娶个美国女人了,中国女人是不懂事,不懂美国精神的!

人生在某种文化下,不是被它——文化——管辖死,便是因反抗它而死。在人类的任何文化下,也没有多少自由。毛博士的事是没法解决的。他肩着两种文化的责任,而想把责任变成享受。洋服也得规矩的穿着,只是把脖子箍得怪难受。脖子是他自己的,但洋服是文化呢!

木槿花一开,就快放暑假了。毛博士已经有几天没出屋子。据老梅说,博士前几天还上课,可是在课堂上只讲他自己的事,所以学校请他休息几天。

我又去看他,他还穿着洋服在椅子上摇呢,可是脸已不像样儿了,最洼的那一部分已经像陷进去的坑,眼睛不大爱动了,可是他还在那儿坐着。我劝他到医院去,他摇头:“她回来,我就好了;她不回来,我有什么法儿呢?”他很坚决,似乎他的命不是自己的。“再说,”他喘了半天气才说出来:“我已经天天喝牛肉汤;不是我要喝,是为等着她;牺牲,她跑了我还得为她牺牲!”

我实在找不到话说了。这个人几乎是可佩服的了。待了半天,他的眼忽然亮了,抓住椅子扶手,直起胸来,耳朵侧着,“听!她回来了!是她!”他要立起来,可是只弄得椅子前后的摇了几下,他起不来。

外边并没有人。他倒了下去,闭上了眼,还喘着说:“她——也——许——明天来。她是——我——的!”

暑假中,学校给他家里打了电报,来了人,把他接回去。以后,没有人得到过他的信。有的人说,到现在他还在疯人院里呢。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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