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打闹闹，今天好明天恼，都是小孩子的行径。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子渐渐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对于钟山这样一个没有自家亲兄弟的独子而言，友谊更显得弥足珍贵。

上初中后，钟山和吴尚全、梁家柱两个小学同学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三人整天摽在一块儿，上学互相喊着一起走，放学就在胡同里玩撞拐子、打洋铁盒、推铁圈这些属于男孩子的游戏。

全子13岁那年秋天，他妈妈去世了，得的是肺癌，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了，活了不到三个月，就带着对三个未成年儿子的无限牵挂撒手人世。

钟山长这么大，第一次经历身边熟悉的人死去，送全子妈去火葬场那一天，他哭得和全子哥三个一样伤心。他忽然有些害怕，如果送走的不是全子妈，而是自己的母亲，他会怎样呢？

这个时候，全子爸已经在革命群众监督下恢复了外科医生的工作，每周要有三天值夜班，家里，就只有16岁的哥哥吴尚满、13岁的吴尚全和12岁的弟弟吴艳红。全子爸妈极想要一个女孩子，只可惜生了三个都是小子，索性给老三取了个女孩儿名，就当女孩儿养着，五六岁的时候还扎小辫子穿花衣裳，上学后才把头发剪短了，“假丫头”的外号却剪不掉了。母亲活着的时候，全子哥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这一片居民区里，除了钟山，哥仨吃的穿的用的没人能比。母亲过世后，兄弟三个像断了藤的三个苦命的瓜，从幸福的巅峰跌到了苦难的谷底。

全子爸吴友文是市立医院有名的外科“一把刀”，全子妈的手术就是他亲手做的。当时吴大夫也犹豫，毕竟手术对象是自己的亲人，手术时难免会“怯手”。全子妈却态度坚定地说：“他爸，就由你来做吧，我知道自己得了要命的病，即便是死，我也宁愿死在你手里。”

全子妈死后，钟山和全子偷听过柱子妈等几个女街坊私底下议论：“下辈子千万不要找大夫做男人，那心歹毒着呢，杀人不见血。就说那姓吴的，‘一把刀’是浪得虚名么？怎么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活？听说他在医院早有了相好的，俩人儿都睡一块儿好几年了，那女人是个护士，脸凶巴巴的，扎针贼疼，长得人高马大的，像个大洋马，偏偏她还姓马。”又说，“吴大夫他爹当年就是祖传的老中医，一服药就要了原配夫人的命，又娶了个妓院里的窑姐儿，真是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啊！”

钟山听着后背凉嗖嗖的，那段时间他刚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怎么看胖胖的吴大夫都像电影里的胡汉山，越想越害怕，在巷口看见吴大夫都远远地绕开走，更不敢上前说话，觉得他的手术刀会随时要了他的小命。

后来，钟山不必害怕了，全子妈走不到半年时间，吴大夫就再婚了，娶的正是医院里的马护士。马护士是个32岁的大姑娘，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的。她说不介意吴大夫成份高年纪大，就是不愿意和他三个儿子一起生活，她说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孩子，过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日子。

结婚后，吴大夫就搬出去和马护士一起住了。这边，全子哥仨拿着父亲每月支付的30元生活费，过上了没爹没妈的日子，买粮、买煤、洗衣、做饭，都得自己做，30元钱算计着花，有时到月底还要挨饿。

每次看见全子来了，钟山妈总不忘问一句“饿不饿”，如果听不到回答，就会踩着凳子摘下高挂在天棚上的柳条筐，拿一个包着红糖的大白馒头塞进全子的手中。

冬天到了，钟山妈让钟山问一问全子哥仨的棉衣可做上了。三个没娘的孩子，哪里能做上棉衣呢？于是她就颠颠儿地跑去吴家，把穿得跟铁匠铺打铁师傅工作服似的三套棉衣棉裤抱回自己家，拆洗了里面儿，又把棉花内胆放阳光下晾晒敲打，袖子衣襟裤脚短的又给接上，一针一线地做好，拍打得暄腾腾的，再用包袱皮包了送回去。直到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再不用穿这种臃肿的棉服。

吴尚全长大成人以后，每次见到钟山妈，都会亲切的叫声“咱妈”，常常会说起“咱妈”给哥仨做棉衣的旧事，说如果没有“咱妈”照应，哥三个不知要多挨多少冻多遭多少罪。吴尚全赞美的话语也深深感动着钟山，他心想：母亲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能有这份爱心，更何况对他这个从小带到大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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